第26章 內戰中的內戰（第3/7頁）

其實，蔣介石不用講那麽遠，那個大轟炸期間的重慶就夠輝煌的了。那些成千上萬入川的人，如果留在沿海吃漢奸飯，日本人和汪精衛給的薪水是蔣介石的兩三倍。沒有一個盟國支持蔣介石，各個戰場上傳來的都是沮喪的消息，前途就像霧重慶一樣渺茫。可他們寧肯把父母和妻子兒女拋在敵後，也要跟著他們的委員長來重慶吃炸彈。因為蔣委員長在抗戰，抗戰中的蔣委員長的脈搏，是和全民族的脈搏一起跳動的。

可如今蔣介石再講起這些，就像個渾身掉渣的老太婆在那兒炫耀：瞧，我當年多麽漂亮！

產生蔣介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黃埔精神”早死了。不然，他會落到這步田地嗎？

他駕馭革命潮流統一了中國，獲得了一切。當他達到權力和榮耀的頂峰時，立刻就迅速而自然地跌落了。

這是蔣介石的悲劇，也是歷史的“規律”，“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誰沒有頭腦？誰沒有思想？如此人間才冬暖夏涼，這般世界才日新月異。有人卻要把人都變成木偶：“服從要到盲目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一切都在領袖的腦殼之中，領袖的腦殼要你怎樣就應該怎樣，我們一切不必問，也不該問。只要隨著領袖的腦殼去，你可以萬無一失。”(37)。

世界上果真有這樣的“腦殼”，4億中國人情願把腦袋當作吃飯的家什，跟著這樣的“腦殼”正步走。可惜沒有。沒有就要思想，要思想就是罪過，就是“共匪”、“奸黨”，就抓，就殺。“莫談國事”——這就是蔣介石治下的“民國”。

一個人成了超乎一切之上的神時，神和人的悲劇就開始了。

人民苦到了極處，是因為專制到了極處，官僚腐敗到了極處。

“有條（金條）有理，無法（法幣）無天。”誰有條？誰有法？“國家”、“民族”掛在嘴上，都借革命營私取利，官越大本事越大。剿不光的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和人民站在一起。抓不盡，也不能抓貪官汙吏。若是把貪官汙吏都打滅了，蔣介石的天下不就垮塌了嗎？

據說大講“黃埔精神”的蔣介石挺廉潔。這倒不乏一種以身作則的榜樣力量。可一個把整個國家都視為己有的人，還用得著往腰包裹劃拉甚麽嗎？

8年抗戰，不能忽視蔣介石的中國心，也不應忽略這場民族戰爭同時也是他的戰爭。中國滅亡了，他給誰當“委員長”？

蔣介石當總統大慶大賀。他當總統與人民何幹？誰當總統還不是他說了算？不就是把“蔣委員長萬歲”換成“蔣總統萬歲”嗎？上層龍爭虎鬥，魚死網破，“總統”總是會有人當的。中國從來不缺“總統”。誰當都一樣。輕諾寡信，人民已經領教得大多了。人民關心的是好好建設國家過日子，不再骨肉相殘窩裏鬥。可這樣的總統在哪裏呢？

孫中山聽到“孫大總統萬歲”時，說：“萬歲”是封建皇帝的稱呼，為了打倒“萬歲”流了多少血？我要接受這個稱呼，如何對得起先烈？

沒人考證蔣介石第一次被呼“萬歲”，是在何年何月何時何地。這位“萬歲”當時是何種心情，也沒有人能體味到。人們看到的，是蔣介石去世後兩小時，台灣政府新聞局發布的公告，稱蔣介石之死為“崩殂”。

一個未黃袍加身的封建帝王。

羅斯福對邱吉雨說：“與你同處在一個年代裏真是件快事。”

邱吉雨說羅斯福：“與他進行會晤有如打開第一瓶香檳酒時那麽高興。”

同為炎黃子孫的蔣介石和毛澤東，則恰恰相反。

從主義到性格都格格不入的兩個強人的碰撞，構成了迄今為止的半部中國現代史。

蔣介石一生都在研究中國，最讓他傷腦筋的，就是比他小6歲的毛澤東。越研究越沒轍，氣急敗壞地對毛澤東發了一道“通緝令”，罪名是“妄圖顛覆政府，其為內亂犯”。

毛澤東也在研究蔣介石，越研究越不把這個對手放在眼裏。遼沈戰役中，他在發往黑土地的一封電報中說：“蔣介石已到沈陽，不過是替喪失信心的部下打氣。他講些做些甚麽，你們完全不要理他。”(38)蔣介石臨終前，一定恨恨地念念不忘毛澤東。毛澤東大概早把蔣介石扔腦後去了。

在他們的童年時代，中國政府對於列強的每次壓迫都作了讓步。

這就使他們都尋求和致力於民族的振興。

一黨領袖的毛澤東，連斯大林都瞧他不起，固然不是滋味兒。而中國合法的領袖蔣介石，在與洋人打交道時所受的窩囊氣，甚至比毛澤東還多。就說令共產黨忿恨不己的美援，蔣介石稍不順情遂意，就可能被斷流。1948年杜魯門連任美國總統後，蔣介石致信杜魯門：“支持國民政府作戰目標的美國政策，如能見諸一篇堅決的宣言，將可維持軍隊的士氣與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強中國政府的地位，以從事於正在北方與華中展開的大戰。”(39)可以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的蔣介石，在杜魯門這位洋大人面前，卻連這樣一紙空言的面子都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