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人生有緣。生長於人傑地靈、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機會，到過雁山公園。在風景如畫的環境裏建造園林，勝意處自然只能求諸山水之外。當時羨慕的是園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樹，據說十分名貴，後來才知道那座園本是晚清名臣、民國元老岑春煊的一處私宅。幾十年過去，園主已然成為遊園少年研究的對象。

1993年在日本訪問研究期間，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導遊覽鐮倉江之島，霞光水色，景色綺麗，令人胸襟一闊，特意請十分熟悉近代中國人在日本活動史事遺跡的久保田教授指路，來到島上的金龜樓前流連片刻。1899年7月，梁啟超等12人結義於此，有心反清，並與乃師康有為立異。光陰似箭，百年將過，人去樓非，只有樓名依舊。斜陽之下，令人頓生幾分蒼涼，無限感慨。這兩件事，或無心，或有意，由一緣字連接，百年時空，刹那接近。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開始可謂誤打誤撞。本來師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寫一部較為詳盡的孫中山傳記。因為前此參與編撰《孫中山年譜長編》，分得1895—1905年部分，這一段自然歸我起稿。用數月之功，得十萬余字，將乙未至庚子一節草就。但漸漸發覺，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綻百出，難以彌縫，於是拋開原稿，不循舊路，重新由解讀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為有了前段的教訓，對於新舊材料的區別以及舊說與歷史本相的差異，感覺格外敏銳。通過比勘參證各類新舊材料，相關人事及其復雜關系逐漸清晰，歷史本相的脈絡輪廓日益顯現。當時隱隱察覺揪住一樁歷史大案，剝繭抽絲，可以發覆。不曾想仍須再用十余年苦功，才能大體作一收束，並且不少問題還須留有以待。治史之難，局外人何嘗能夠體會萬一，其中的艱辛與樂趣，何足為外人道哉。

二

治史首要，在於史料與問題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應恰當把握新舊材料的關系。近代學人多偏於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一味重視發現新材料，而置基本史書史料於不顧，難免離開大體，糾纏枝節，失之於隘，最終陷入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實與研究對象的整體，才能將新史料安放於適當的位置，並據以判斷研究的進展是否恰當。而沒有新史料的發現，一味用後來外在的系統條理對現成史料與問題重新解釋，也容易翻雲覆雨，流於牽強附會。[1]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規則尤為重要。

治學途則，一為先因後創，一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後者易於成名，恰如武俠小說中練習正宗武功與旁門左道之別。晚近以來，學人多以打倒前人立異，然後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學豎起標杆，以代際興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實，獨樹一幟，唯我獨尊的大言之下，不過想爭取一定的生存空間。以當下的時髦語，便是要取得話語霸權。而群雄並起，各不相下，均將一孔之見放大為整體趨勢，反而導致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暴雨橫潦，難得持久，易於過時。其實，國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學，尚難識大體，遊學海外，除陳寅恪等少數遍學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學位而已，更不用說通過交流與國際接軌而來的道聽途說，或讀西書摸著石頭過河的個人體驗。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於貢獻於國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僥幸遭遇學術主流，而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思維又大別為人本與科學兩大流派，定期輪回，用於歐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則未必適宜。費孝通教授晚年回顧其經歷的三大導師，反而對史祿國贊詞稍多，決非同情弱者。[2]

就此而論，近代學人善於以革命手法爭取話語霸權者，首推梁啟超，20世紀初年他在思想學術各個領域吹起的一陣革命狂飆，不僅令廣大青年感到振聾發聵，許多飽學之士也是耳目一新。然而，後來梁啟超卻深自懺悔，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有一大段語重心長的自我解剖：

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為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為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於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