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第8/22頁）

聞朝議召日本小田七及劉學循、李徵庸管度支，有“新政可望復行，新黨可望復用”等語。周郢生家信，長信授意李，使康、梁返國，伊藤入輔。……夏子翁來拜，囑覓先生。詢以時事，雲楊崇伊所奏，慶王、小李從中主持，派劉學循、慶長與日領事小田七同往東洋，請伊藤與水師提督某某來中國。[64]

張之洞幕下的陳慶年也說:

知此次慶寬自日本還，有條陳十二則呈慶王進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維新之機矣，甚美事也。[65]

對此當朝執政的後黨官僚感到幾分惶然:

某邸出語人曰：上年主子講什麽變法，咱們幾乎沒有飯吃，幸虧老佛爺扳過來。今年連老佛爺亦講什麽維新，看來不久康有為一班人就要開復起用，那時還有咱們走的路嗎？[66]

形勢走向的不確定令傳媒無所適從，對於西太後的好惡尤其難以捉摸。《知新報》第95期轉載了7月22日香港《士蔑報》的一則報道，可以視為當時傳媒揣摩不定上意的體現:

北京內廷大亂，西後、榮祿、慶親王、李鴻章各分黨羽，密布計策。西後始倚榮祿為心腹，任其練兵，今見其弄權，恐其逼己，以慶邸親貴，故用以抑榮祿。且以李鴻章有才，凡與俄交涉，皆經其手，故西後重之。榮祿雖顧盼自雄，亦不過如小子，凡與外國交涉，皆守向來憎惡外人之故態，以遺西後憂。慶邸雖較忠於榮祿，亦無遠知識，……李鴻章今日即能辦事，想不過自清首尾，未必於太後之命有所加。李權全得自交涉，與榮祿不同，故人皆欲去榮祿。榮祿節制北洋，兇戾之氣，遍於北京，與剛毅之南下兩江，其兇戾遍於南洋相等。太後今亦知之，故回心易慮，假意向慕康有為之說，欲講變法，盡購康有為所著之書及奏折，覽之稱善。然此計太淺，非有勇決之誠意，何能動人。即向之歸心西後者，亦疑其不至前後相反若是。昨年政變，西後盡反新政，以為康有為之議，為害於國，復舊政，戮新黨。然西後本非守舊，亦非維新，只求權勢平穩逸樂，非此三者，不能得其心也。今雖觀覽新黨之書及奏折，然既死之士，不能復生，六人本皆為國變法者，今已死矣，況西後之意，究不知何如乎？然其準人讀康所著書，其轉化人心者不少。吾今雖不知兩黨將何結局，但宮廷之內，必有不測之變，願我國人定睛以伺之。

11月15日《知新報》第102冊轉載8月30日倫敦《中華驛務報》的評論，也依據該報天津訪事人所說，認為:

西後之變機甚少，論其人原屬聰明，不比北京之守舊黨呆同木偶，但其知識，又未能行維新之政以致康氏所條陳之境地。他用守舊黨之力以復其權柄，惟同時又嫌守舊黨之首領不識事務，反足以生亂，故又假作與維新者和商，其實不知所措，只欲求自己安固，未嘗識維新之益，守舊之害也。

據說慈禧開始對各埠華民紛紛請求歸政的反應還算平和，“自漢人大官以下及多等人民，同情推戴光緒皇帝，若強行廢立，必生內亂。故西後待皇帝，近亦略寬，召見大臣，亦許同見”[67]。“天壇祈雨，聖主竟得同往，當亦兩宮漸和之機也。”[68]甚至個別官員當面要求歸政也不以為忤。10月2日香港《孖喇報》報道，據北京來電:

山西知縣宓昌墀召見時奏對於西後，侃侃而談，特請其撤簾，歸政皇上，又謂不可用榮祿練兵，不可用剛毅籌餉等語。情辭懇切，兩宮大為感動。皇上恐西後動怒，叱其不得妄語。西後亦不怒之，但目為瘋子。而該縣令仍言言痛切，毫無顧忌。[69]

據說宓氏奏對時還稱康有為才不可沒。此事未必真確，《天南新報》卻為此發表評論，盛贊其言為“人人有是心，人人不敢出諸口”的“天理人心之公”，可以喚醒人心，“上足以措皇上於安，中足以寒奸臣之膽，下足以蘇士民之氣”。[70]

相比之下，擔心大權旁落的後黨官僚更為不安。前此西太後有意趨新，守舊官僚即有種種異動的傳聞，甚至有消息說奕劻、劉坤一和小田切萬壽之助密謀策劃推翻西太後，恢復光緒的帝位。[71]這種以進為退的可能性當然極小，他們最可能采取的對策，是一方面加緊迫害變法派，另一方面設法將西太後拉回保守的軌道。而復政危及西後的地位，無疑是最好的口實。西後明白不識時務很難生存，不能一味恪守祖宗成法，但絕不能容忍海內外商民合力要挾，更不會迫於社會壓力而輕易交出手中的權力。西後萬壽時，“各埠華商均發電恭祝，惟末語皆有請西後歸政者。電到總理衙門，大臣竟將末語刪去，乃進呈。後剛毅欲激怒西後，故將其事而直陳之，西後為之變色”[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