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第6/22頁）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通過各種途徑，與向康、梁等流亡者提供庇護的英、日等國交涉，使之不再提供保護或迫使流亡者離境，以便實行暗殺綁架。11月30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到武漢，張之洞與之會談時要求後者密告日本政府，如果不將康有為等人驅逐，他無法實施由日本軍事教官訓練軍隊等計劃，又提出要日本政府與總理衙門交涉，讓南北洋和湖廣盡快派出留學生赴日。[44]日方權衡利弊，答稱:

日本政府極不願為康及其黨徒在日本提供政治庇護，但由於國際上通行之慣例，又無法違反本人之意願而將之遣送出境，但日本政府願采取一切努力以便達此目的。[45]

奕劻在贊成伊藤博文關於中日兩國合力維持東方大局意見的同時，趁機要求日本將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等人驅逐出境。[46]經過一段時間的討價還價，日本終於借故將康有為禮送出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輿論和傳聞的風向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899年6月起，連續出現多宗關於西太後準備再行新法的消息報道。如6月26日香港《士蔑報》稱:

西後因時事孔亟，急欲購求新法，又使人調查康有為奏折，一一呈覽，不許留匿。又由天津、上海等處，購得當世政論各書，其值約三千兩。

7月1日東京《時事新報》報道:

西後每日必數遣內侍往問皇上病狀，聞少痊，即慈顏大喜。且嘗雲：觀今日之勢，不能不行新政。又北京來信雲：西後之急欲變法，事系的確，並非風影之談。聞西後近日盡發康有為前後所上條陳覽之曰：康有為之話，實在句句不錯。

7月3日倫敦《泰晤士報》報道:

近有中州某公於召對時，西後詢以行新政與按步就班孰善。某公奏祖宗成法，歷久不敝，自以按步就班為善。西後顧謂皇上曰：然則外間亦不以新法為然。皇上敬對曰：乾嘉時，西人尚未如此相逼也。西後頜之。

7月4日東京《日本報》報道:

日前西後以國事日亟，強鄰逼處，特召李合肥傅相垂咨一切。傅相以力行新法為請，返復辯難，幾歷時許。西後頗為之動聽。

7月10日香港《士蔑報》報道:

近日西後又飭軍機處進呈去歲康、李、楊、宋諸臣條陳，詳細閱覽。又近數日有二翰林召見，西後問以亦曾看時務書否。對曰：臣從不敢看。西後諭曰：時務書豈可不看，將來何以應變耶？二人恭聆之下，不覺惶悚。

7月11日，香港《西報》引述北京友人來函稱:

西後近來頗以康有為等所上條陳甚善，命左右將康、梁諸人奏章進呈慈覽，恒閱至中宵不輟。一夕，閱至京卿林旭所上條陳，不禁拍案稱善。次日召見某邸，詢問康有為一幹人究竟如何。某邸對曰：皆是大逆不道。西後曰：其言亦多可采，特諸臣不善奉行矣。

1899年7月28出版的《知新報》第94冊匯輯了上述消息，表明康有為一派注意到這一新動向。盡管他們並不相信西太後的誠意，還是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同日《知新報》發表《論今日變法必自調和兩宮始》，一改政變以來對西太後口誅筆伐的態度，將攻擊的矛頭首先指向榮祿，將戊戌政變說成是賊臣從中離間，兩宮失和所致。文章認為，政變後為使光緒復辟而采取的革命或勤王方略，均不可行，因為兩策均可能為光緒帶來殺身之禍，“事未舉而中國之亡已久矣。竊以為定今日之政策，措天下於泰山，變法自強，當以調和兩宮為第一義”。兩宮不和，起於賊臣讒間之口和賊臣篡奪之謀，“實榮祿一人言之而一人為之矣”。皇帝、太後的安危與中國及人民的安危密切相連，西後欲謀自安，必須誅賊臣，和兩宮。否則，榮祿可以借西後以除皇上，他日必以皇上之故而除西後。

邇來各報流傳，謂西後遍閱新黨諸奏折，因而謂之句句不錯。又勉諸小臣以閱時務書，而使某親王將神機營以敵榮祿，又將采用新黨之言而講求變法，一似重悔前此之孟浪，遽爾幽閉聖主，誅逐忠臣者。事出傳聞，並非確據，然外侮之日甚，內臣之日專，苟有人心，無不悚然而怵惕臨之矣。夫中國今日不能變法，由於皇上之無權，實由於兩宮之不和。而究其紀極，則由於賊臣之構禍也。

西後如果“誅賊臣以謝天下，下明詔以復新政，起新黨以圖大業，而勤王之論不作，可以自保其身；革命之說不行，可以長享其國”。

針對情況的變化，康有為等人調整了策略。四個月前，梁啟超發表《論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批評當時關於保全中國的各種意見，甲說望西後、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乙說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並進入政府，丙說望民間革命軍起，仿效美、法實行共和獨立，參照中國的實際，各說均不可行。“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47]至於保全之道，《知新報》的《保身保家說》主張其道有三，一是尊皇，二是養才，三是合眾。[48]歐榘甲《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為本》，更直接呼籲“我同胞忠君愛國之士，其可以拔劍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興矣”[49]，重心顯然在於依靠民間力量勤王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