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會的勤王謀略

清廷宣布立儲並加緊迫害帝黨和維新人士，使得康有為意識到指望當朝執政自行回到變法的道路上可能性甚微，終於將保皇會籌劃年余的勤王推入實際運行的軌道。歷來論及保皇會的勤王運動，受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意掩飾和放大相關史實的影響，都以唐才常和自立軍為主。20世紀70年代以來海內外陸續披露的資料動搖了這一看法的基本論據，一些學者對其中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1]由於這些以函劄為主的新資料夾雜大量隱語代碼，而且內容雜亂，解讀相當困難，迄今未能有效應用。以往圍繞這一事件的聚訟紛紜，主要源於對史料史實的誤判，一方面不能正確釋讀原始資料，另一方面又受事後回憶的誤導。從目前情況看，進一步發掘新資料固然重要，對已經公開的各種資料進行認真的考校參證，更為迫切。因為這不僅可以澄清基本史實，在此基礎上，重新勾畫出保皇會勤王戰略及其行動和結果的輪廓，而且有助於防止對新史料的再度錯解，以免以訛傳訛。

第一節　重在兩廣

武力勤王計劃動議於唐才常，湘鄂又最具聲勢，但在保皇會的戰略框架內，自立軍只是“數路大舉”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軍。

當勤王運動偃旗息鼓，而部分保皇會軍將仍不肯善罷甘休之際，康有為致函堅持要繼續嘗試在廣東舉事的“井上”，即梁炳光，其中談到整個勤王謀略的發端及其變化。他說:

自去年決計用兵以來，仆家本將門，又少知地理，綜攬大局，專意桂湘，以為桂乃空虛無人之地，湘乃入鄂扼要之樞。吾新造之師不能當整兵，而只可乘虛勢。以湘多義士，故囑黻謀湘，而起點自桂。至於故鄉，則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脅外，無用兵理。故任與諸子，及一切京中諸士，皆主謀粵，而仆前後皆決棄之。任前後十余書，皆已駁斥。是時惟黻贊此議，誠為絕識也。……前後同仆議者，惟一黻丞，而其後來經營六省，亦竟忘專力於湘之一義矣。以黻之才識絕人，而猶如此，蓋久則易移也。即仆雖見及此，卒亦不能力持，而為眾所奪，是亦仆之罪也。[2]

據此可知，一、保皇會決定具體的用兵方略，應是1900年2月的事。二、其主要戰略方向是“專意湘桂”。三、梁啟超對此計劃不以為然，其他康門弟子乃至京中諸士，也主張謀粵為先。四、唐才常是唯一支持康有為決策之人，但他後來也轉而經營長江流域中下遊六省，並非專力於湘。揆諸史實，其說多能得到印證，盡管其中也有若幹不盡不實之處。

戊戌政變後不久，康有為等人很快決定以勤王為救上復政的重要途徑。1898年11月初，康有為發布“奉詔求救文”，明確發出“勤王”號令:

同舉敵愾勤王之義，鹹厲奔問官守之心，名義正則天助其順，聖主存則國賴以興。[3]這一武力傾向的呼籲，改變了空言復辟和一味依賴外援的被動。此一變化，很可能與唐才常的到來有關。

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與柏原（文太郎）同至加賀町訪問康有為，湖南[南]學會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聲言因擬發動義兵，來日借兵並兼請聲援。康有為頻頻乞求援助。余（宗方）稱：日本政府決不輕易出兵，但如時機到來，不求亦將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輩能為義軍增添力量，期望使諸君之志願得以實現。康稱：南學會員約一萬二千名，均為上流士子。前任湘撫陳寶箴為會長，徐仁鑄、黃公度為首領。湖南勢力實在此會。一旦舉事，將引軍直進，略取武昌，沿江東下，攻占南京，然後移軍北上。官軍能戰者僅袁世凱、聶士成、董福祥三軍，合計不過三萬人。義軍倘能進入湖北，當可得到張之洞之響應雲雲”。次日，唐才常與畢永年專門拜訪宗方小太郎，仍要求日方援助湖南舉義。[4]梁啟超與志賀重昂筆談時所稱：“南部各省之志士，鹹動義憤，將興師清君側，仆等亦不能阻之”[5]，主要即指湖南方面。

或許出於巧合，1898年10月31日出版的《知新報》第74冊刊登《中國各省市民合呈上海總領事稟》，呼籲英國“勸令太後歸政，保護皇上，俾皇上下詔布告天下，則志士仁人共起勤王，驅除奸佞，時哉時哉，不可失矣”，也呼籲勤王興師。

盡管康門師徒政變前就不排除以武力為手段，要想大規模地展開軍事行動，並沒有現成的人財物力準備。因此，康有為一派的所謂“勤王”，除了鼓動民氣之外，開始一方面是向各地督撫呼籲，另一方面則要設法籌餉，以運動組織內地各種可以利用的力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過是紙面的口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