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議會第三章中國議會

保皇會無疑是庚子勤王運動的要角，不過，勤王並非只是保皇會一家上演的獨角戲。唐才常的戰略目標由北上勤王轉而南方立國，重要原因是南方黨人不僅有聯合之意，而且出現了聯合之機。從正氣會到中國議會等一系列組織的成立，體現了各派聯合的共識。戊戌政變以後，內亂外患交乘，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懸於一線，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在嚴峻形勢的逼迫下，各種勢力競相登台，試圖救亡變政。1900年成立於上海的中國議會（亦稱國會），得到趨新各派的支持贊同，更具聲勢。只因國會的內外關系錯綜復雜，當時資料又付諸闕如，事後回憶則真偽莫辨，一直難以了解周詳。

1929年丁文江等人為梁啟超編年譜，輾轉托人在杭州抄錄了孫寶瑄日記中的有關部分，立即認識到這是關於國會“最詳細、最忠實的敘述”。因為對此重大事件，“《申報》上沒有一個字的記載”，詢問當事人如張元濟、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領”。[1]可惜抄錄僅十余頁，後來日記的己亥、庚子等冊又不幸毀於兵燹，難以釋讀其中的人與事。有人視抄件為孤證，將信將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憶，而不以日記為定憑，訂訛補闕。

19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井上雅二日記的發現和中國《忘山廬日記》《汪康年師友書劄》《康有為與保皇會》《宋恕集》等資料的出版，使得有關史料大為充實，有關人事的明暗各面逐漸顯現。一些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2]不過，因事出極密，當事人的函電大量使用隱語暗碼[3]，所涉及的人事至為復雜，各方記述不一，加上後來人為因素作祟，閱讀理解誠非易事，迄今未能充分利用。或者雖然使用，也難免各取所需。有的則為表面意思所迷惑，不能以公私明暗各種記載相互參證，讀出史料所隱含的本相。在解讀史料，考辨史實的基礎上重建國會的歷史，對於全面認識和理解庚子勤王運動，極為必要。

第一節　組織與人員

關於國會開會的時間、地點、次數等問題，湯志鈞先生據井上雅二日記，做了仔細考證。[4]至於與會人數，7月29日第二次會議孫寶瑄與井上雅二所記相同，均為60余人。而7月26日第一次會議則孫記為80余人，井上記為52人，難以確認。國會後來在滬、寧等地繼續發展成員，最多時達一百余人。[5]其中有名可考者為容閎、鄭觀應、丁惠康、溫宗堯、陳錦濤（以上籍貫廣東）、葉瀚、汪康年、汪有齡、汪立元、孫寶瑄、胡惟志、宋恕、張元濟（以上浙江）、唐才常、沈藎、張通典、陶森甲、唐才質、林圭（以上湖南）、丘震、狄平、馬良（以上江蘇）、吳保初、孫多森、孫多鑫（以上安徽）、趙從蕃、文廷式、陳三立（以上江西）、嚴復（福建）、龍澤厚（廣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魯（陜西）、王照（直隸）、沈士孫（江西）、李學孝（不詳）。另外沈兆祎（江西）、伍光建（廣東）、周善培（四川）、陳季同（福建）、方城、蔣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會。章炳麟（浙江）、畢永年（湖南）兩人開始入會，後分別因故退出。而康有為等保皇會首領，雖在海外，顯然被列入會籍。[6]

國會第二次會議時，章炳麟提出不準滿蒙人入會。其所排之滿人，據他的《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

或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在滿洲，豈無材智逾眾，如壽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制漢之術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陽稱平權而陰求專制，今所拒絕，正在此輩。[7]

似非意指光緒。壽富受業於張佩綸、張之洞，“治經不局漢宋，惟是之程，論天下大勢，以力泯滿漢畛域為先”[8]，曾與康有為等人在北京發起知恥學會，主張變法，令天下維新人士刮目相看。[9]政變後他與張謇談，告以“康、梁蓋我政府尊奉而保護之也”，張以為“甚當”。[10]庚子聯軍陷京，拒降自縊。梁啟超稱：“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盎睟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11]

世為杭州八旗駐防的金梁（字息侯）與國會確有直接關系。唐才質《自立會庚子革命記》將他列入該會文事會員表，稱:

戊戌己亥期間，與唐才常在滬相識，意氣尚洽。戊戌政變後秋祀孔子，約同人會祭於杭州。是日先到者為唐才常、沈藎，自滬來會，密議結合會黨，起義救國。息侯為介紹青幫首領張嘯林，是為聯絡青紅幫哥老會之始。初以孫中山先生力持排滿，不能明合。及容閎博士自美國回滬籌商，主張團結力量，綢繆國是，而孫、唐合作之議始定，蓋合君憲、革命及哥老會青紅幫而為一也。自立會將起義，唐本約息侯同赴武漢，贊政事，旋以他故，請息侯留守上海，幫同照顧後方事務，得免於禍。……以余所知，滿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對革命，除息侯外，實不多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