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會的勤王謀略（第2/21頁）

1899年7月，保皇會在加拿大成立，對遍布全球的華僑社會進行政治總動員。這時清政府表示出一些復行新政的意向，令康有為看到一線曙光，於是發動各地華僑要求撤簾歸政，同時繼續以勤王名義在海外鼓動籌款。1899年10月2日，他告訴準備遊說全美進行籌餉的華僑人士，內地已聚兵70余萬，

勤王之舉，汲汲欲行。方今西後病危，榮祿與慶王爭權，萬一有變，中國立亡，故今日救火追亡，未有所急，所以待之者，專待餉耳。美洲多富商，若有願為國出力者，封侯之賞在今日，望勸之得千數百萬，乃可舉動。[6]其實這時保皇會在國內準備用於武裝勤王的人馬尚未聯絡妥當，許多不過還在計劃之中。

倡議勤王的唐才常決心為譚嗣同復仇，他絕不指望以西太後為首的清王朝能夠主動改邪歸正。在與康有為等人約定武力勤王之後，他回到國內，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從事組織聯絡。1899年11月15日，唐才常向康有為報告其活動的成效，並提出政略方面新的建議:

去秋匆匆拜別，數月之內，奔馳粵桂吳楚間，未得一當，以慰慈廑，愧悚不可言狀！惟幸南方黨人日有聯合之機，類皆摩拳擦掌，隱伺時變，以圖大舉，且彼中智識亦漸開拓，其機有五：一漸知尊王之義。二減其仇視外人之心。三欲得吾輩中人主持其事。四湘粵之氣日通一日。五於改革主義漸能相容。似此情形，將來必有可大用之日。惜手中支絀異常，不能大施鞭策，為可惜耳。然此等南部聯合之機關，實為他日安內攘外根本，或吾聖主萬一不諱，即不計成敗而用之。而此時欲行尊王之實事，則究當以多購死士伺釁京師為主義，惜常等於北方情形太不熟悉，左袒為劉，奪門復辟，徒懸其事於心目，而無下手之地，未審夫子有何方法能用燕趙健兒否？然現在用力於北，以行尊王之實事，與用力於南，以為立國之根基，二者並行不悖，似分實合，均宜竭全力以圖之，而宗旨歸本於變法改制，以救我四萬萬黃種之民。何者？天下未有無大黨會而能倡發大難，以樹非常之義者，即未有不因人心易於趨向之鵠的，而能驅策天下以收旦夕之功者。尊王者，中國二千年來國民腦性最合之質點而驅策之易為力也；社會者，今日無政府黨即異日之大憲政黨，而奉我皇上為社會領袖，以除去天下之公賊也，一順天下之自然，一以萃天下之豪傑，如是而數千年來之秕政寙制，可得而次第更張矣。……於此而多遣死士，乘機救上，外協輿論之公，內寒奸雄之膽，歸政之期，或不遠乎！若夫社會既立，權力恢復，至於事機決裂之會，從容舉事，進可以勤王而清君側，退可以植國而結東鄰，而其要在使人人開其獨立自由之性質，以為無理壓制者之大抵力，而後可以自存於二十紀世界中，故曰二者並行不悖，似分實合，均宜竭全力以圖之者也。

是函末有“余事雲樵一一代稟”[7]，則其時唐才常應與梁啟超等人討論過合作大舉的計劃。商議的結果，尊王不過手段，自立才是立國基本，即使光緒不諱，也可以賴此安內攘外。這與康有為一味寄希望於光緒復辟不無區別，而與梁啟超、歐榘甲等江島結義一派乃至江浙維新士人如汪康年的認識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正值興漢會成立，紅葉館送別，正氣會籌組之際，“正氣會之宗旨，以糾合愛國正氣仁人君子為主，此雖空空漠默之主意，然欲集結全國之同胞，運動革新之大業，不得不寬其區域，廣其界限，以其合群”[8]。唐才常正是有了合群大舉的基礎，用力於南北的分別，才將專意湘桂改為經營六省，因為湘桂是北上勤王的要道，而六省則是南方立國的根基。康有為說唐才常支持其戰略決策，未免曲解人意。

康有為對清廷所抱的萬一期望自然會破滅，盼來的是當朝執政不斷加緊迫害維新勢力，密令各地搜捕保皇會成員及其親屬。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兩度發布上諭，懸賞銀10萬兩捕殺康、梁，又於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儲。保皇會明白雙方的矛盾已至生死存亡，感到危機日迫，時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舉，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底，康有為離開香港，移居新加坡，為了便於其遙控指揮內地的勤王行動，保皇會在澳門設立總局，“以便辦事”[9]。

康有為所說的“去年決計用兵”，具體而言是“自正月發策”[10]，即1900年2月才決定用兵方略。按照唐才常的設想，長江、珠江應同時起兵，而後者由保皇、興中兩會共同發動。康有為否決了這一計劃，另行制定了一套兩廣起兵，襲湘攻鄂，席卷長江，直搗京師的戰略部署。其基本方針，如所定《勤王行師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