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會的勤王謀略（第3/21頁）

除別有所圖經營外，以全力取桂、襲湘、攻鄂而直搗京師焉。[11]尤以廣西為勤王正軍的發難之地。

為了實現該計劃，保皇會全體動員，由康有為坐鎮南洋，率梁鐵君、湯叡（覺頓）組成指揮中樞，背靠僑商邱菽園等；梁啟超、梁啟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華僑的捐款事務；羅普（孝高）、黃為之、陳國鏞（侶笙）、麥孟華（孺博）、麥仲華（曼宣）等駐東京，負責購械運貨，兼向日本朝野尋求援助；容閎辦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廣）、王覺任（鏡如）、葉湘南（覺邁）、陳士廉（介叔）、韓文舉（樹園）、歐榘甲（雲樵）、劉楨麟（孝實）、鄺壽民、何樹齡（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駐澳門，與港商何東（曉生）合作，協調內外；梁炳光（子剛）、張學璟（智若）經營廣東，陳廉君經營梧州；長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調度，以為響應，大有一鼓而成之勢。

然而，隨著情況的變化，具體方案不斷有所調整，貫徹主要戰略意圖的決心始終搖擺不定。最初，康有為認為：“大舉必從閩粵發難，以長江響應而掣中原之肘。”因為廣東“多人才而民強悍，且風氣已開”，其難在“許應骙黨羽頗盛，而又有李鴻章為之督”；福建官場人才絕少，帑項支絀，只要能招撫南北洋海軍管駕，招募湖南遊勇，擁立有聲望者，亦可號令下屬。[12]不過，康有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邱菽園，其心目中理想的發難地還在兩廣，而具體部署則有東西倚重與兩粵並舉的權衡選擇。

康有為自稱：“仆前後俱注意於西（自正月發策），而以江、粵展轉相牽，西事未成。”[13]的確，保皇會一開始便注重廣西，其“所最足恃者，為南關一路，以為正兵，道桂、湘窺鄂”[14]。所謂南關一路，指廣西南關遊勇大頭目陳翼亭。[15]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四章《廣西兩革命家》稱:

聾翁陳氏，廣東人也。明治二十三年（即光緒十六年）予與彼會於上海之客舍，身長六尺余，眼光如炬，無一言苟且，舉動甚沉重，蓋革命中之極有手段者也，駐廣西南關□□，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亂匪，或即彼部下之壯士歟？[16]康有為對其極為器重，委以專辦廣西軍務以及勤王正軍主將的重任，讓他率部取道欽廉入桂，與龍州、梧州、思恩等地會黨遊勇配合，攻占桂林，進襲湘鄂。

對於上述計劃，梁啟超略有異議。他雖稱“此誠第一著”，但“以為未得廣東，而大舉進取，終是險著”，主張“必先取粵”[17]，以立根本，壯士氣，開新府，示文明，辦外交，防止孤軍深入，列強幹涉，盡早打出新政權的旗幟。考慮到保皇會人力財力有限，而廣東準備不足，梁啟超接受幾位美國人的意見，提議用百萬籌款之半數招募菲律賓散勇，以圖廣州，收“大壯軍容”[18]，節省費用，“東西兼顧”，“不分翼軍之力”[19]的奇效，與原定方案相輔相成。為了抓住這“第一絕大機會[20]，梁啟超一面親自物色人選，一面請容閎出面接洽。此外，他還通過葉湘南、羅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養毅打聽，能否雇傭500名日本將士，攜帶武器，由港取省。[21]

其實，康有為和澳門總局對廣東另有一番部署。康有為後來稱:

向者長江之事，付之紱丞；廣西之事，付之羽異；廣東之事，付之井上。此當時鄙人苦心精擇，而後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紱丞，唐才常；羽異，陳翼亭；井上，應為梁炳光。[22]，以及各地的會黨綠林，並爭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歸統”，“並與版合成一軍”[23]。1900年3月，康有為和來訪的容閎向新加坡殖民當局發出試探：5月底中國“假如發生起義，英國政府是否願意支持？”[24]其意並不專指漢口，而是從兩廣發動的整個勤王起義。

當時陳翼亭準備起自南關，而負責廣東軍務的梁炳光則抵達香港，要求在總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動。梁啟超叠函康有為和澳門總局，請以經營內地為頭等大事，尤應注意廣東。他認為：“今日事勢之迫，已到極地，剛等所謀，豈尚能遲。”“所最憂者，吾黨於粵中一切毫無準備，現時駐粵之人才力甚單薄，辦事極散漫，難望前途之大進步。”並建議派徐勤、鄭藻常回粵，“與剛、智協辦”，“以全權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會款所得，亦必當接濟剛、智”。[25]

但是，澳門總局為“取粵”而“養俠”，“故雜進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26]，造成財政匱乏，“不惟無以應之，而來函並不將此事原委詳陳長者。長者欲為布置，不知澳門存款若幹，無從遙斷”[27]。後來更具函“駁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閑坐月余”[28]。康有為大為震怒，嚴厲申斥。他本來就認為徐勤“性疏而直，於兵事非宜，於駕馭尤非其長”，只因王覺任母病歸省，梁啟超又極力舉薦，不得已讓他暫時承乏。徐被逼過甚，要求辭職。到六七月間，康有為“慮其疏，已電鏡強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經十余督責，而勉以粵東時時欲舉，故戀而遲遲不奉命”[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