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

興漢會是庚子前興中會與長江流域秘密會社結交的組織形式，又與漢口自立軍密切相關，為長江流域聯合大舉的重要支撐。有關資料多屬事後回憶，因而長期語焉不詳，且多舛錯，很難據以判斷孫中山和興中會的宗旨策略及其與各方的關系。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上村希美雄先生根據東京對陽館所藏與會人員的題詞，撰寫了《從舊對陽館所藏史料看興漢會的成立》一文[1]，對該會的成立日期、與會人員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考證。我在參與編輯《孫中山年譜長編》時，利用上村先生贈給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的對陽館藏史料照片，參照其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資料，對有關問題做了進一步探討，並撰寫《孫中山生平活動史實補正:1895—1905年》一文略加論述。[2]近年來，圍繞此事的新史料不斷有所發現，在排比考校的基礎上，對興漢會的緣起、組成、演變、歸宿及其內外關系進行綜合論述，已有可能而且必要。

第一節　緣起

興漢會由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聯合組成。此事緣起，據林圭說:

滿事未變以前，中峰主於外；既變而後，安兄鼓於內。考其鼓內之始，安兄會中峰於東而定議，與平山周遊內至漢會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漢。其中入湘三度，乃得與群兄定約。既約之後，赴港成一大團聚，於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3]

中峰，孫中山；安兄，即畢永年，當時其易名為安永松彥。[4]兩人是興漢會成立的關鍵人物。

戊戌前孫中山主於外，含義有二：其一，孫中山一直主張利用和改造民間會黨武裝進行反清革命。1896—1897年滯留倫敦時，他“每日入圖書館，考查歐洲會黨發達之歷史，思為本國人謀其改良進步，知其不可以壓制除也，冀有以利導之”。他認為：“我國雖式微，即彼野蠻會黨，其初起時曷嘗非政治上之目的，抑亦有種族之觀念存也。”[5]與其關系密切的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對中國秘密結社的情形相當熟悉。倫敦蒙難事件後，記者曾采訪他對中國會黨的看法，他說：“中國私會在在皆是，推原私會之起，大半因政府所致。官長貪暴，故百姓結成私會，為自護計。”“其中最強者為哥老會。此會結成已久，入會之人，現在約計一兆名。其結會之意，專與官長相敵。而會勢之所以強者，以會首有所曉諭，會中之人莫不唯命是聽，而生殺之權，操自會首一人。”[6]孫中山可能與他討論過哥老會的問題。據南方熊楠稱，他最早就是從道格拉斯處得知孫中山其人的。[7]

其二，孫力圖將興中會的組織與活動擴展到長江流域。興中會雖以粵籍人士為主，但孫中山決非自囿畛域，其大中華觀念使之一開始就以建立全國性組織為目標，以拯救中國為目的，興中會章程明確表達了這種意向。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一度想把發難之地向北推移。1897—1898年間，他與宮崎寅藏討論過四川、河南、山東、江蘇等省的地利人和，雖然認為廣東利於聚人，也同意海州利於接濟和進取。同時他還注意到湖南的社會變化，既覺得湘鄂“多是粗蠻之人，雖富豪子弟，亦不讀書，多尚拳勇之徒”，又贊嘆：“湖南一省昔號為最守舊之地，今亦改變如此，真大奇也。”[8]

作為鼓於內的關鍵人物，畢永年“八歲即隨父叔來往軍中”[9]，又夙具種族觀念，早已暗中與會黨有所聯系。戊戌之際，康、梁等翻然變計，而畢氏堅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與湖南各地哥老會首領楊鴻鈞、李雲彪、張堯卿等往來，且投身會中，被封為龍頭。政變前夕，康有為以其為會黨好手，命他率兵督袁世凱軍圍頤和園殺西太後。畢認為袁不可信，予以拒絕，離京至滬，聞政變，“自斷其尾，火其貢照，示不復再隸於滿清之治下”[10]。然後徑赴日本，見孫中山，入興中會。不久，唐才常亦東渡日本。

1898年10月31日，唐才常、畢永年向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進言勤王舉義，爭取日本的援助。次日，唐、畢二人專門拜訪宗方小太郎，要求援助湖南舉義。[11]經畢永年介紹，唐才常又與孫中山會晤，“對於湘、粵及長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劃，有所商榷”[12]。11月24日，楊衢雲函告謝纘泰：“我們的計劃獲得成功，和湖南的維新派取得合作。……但由於自私妒忌的緣故，兩黨聯合可能有困難。”[13]前者指唐才常、畢永年等人，後者則指康、梁一派。到日本後，畢永年的反滿情緒激化，與康有為已生隔閡，而與孫中山結識，卻受到重視。

是年11月，唐才常奉康有為之命歸國運動起兵勤王，臨行告訴平山周，湖南哥老會有起事之兆。畢永年雖不知湘中實情，也接到湖南“飛電急催”，感到形勢“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告訴犬養毅：“湘人素稱勇悍，仿佛貴邦薩摩，今回因西後淫虐已極，湘人激於義憤，鹹思一旦制其死命”[14]，請求犬養毅鼓動日本政府出面幹預。平山周聞訊，以為起事應四方同時並舉，獨湖南一隅興師必不利，因而與孫中山等商議。孫乃趁機派畢永年、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會實力。出發前，諸同志為其設宴餞別，席間畢永年賦詩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