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議會第三章中國議會（第2/26頁）

所述與史實大體相符。章氏特意提出壽富、金梁，要求與會員歃血為盟，“如有引蒙滿人入會者，同會共擊之”，以斷絕各種借口托詞，似有實事，而非虛指。

金梁在所撰《瓜圃述異》中，記述了他與章炳麟的交往:

章太炎少以排滿名，而與余一見如故交，往來無忤。《蘇報》陳君父女及張伯純、吳彥復等，皆其介見。嘗偕訪宋燕生恕，宋素謹密，見而駭曰：“二君何可同遊耶？”亟托詞引余出，品茗市樓，切勸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蓋慮二人爭意見，終恐不免一傷也。”余笑謝之。未幾日，太炎開會演說，主排滿，當首誅金某，謂：“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於是眾皆戲稱余為滿洲聖人。而二人交往如常。憶一日，偕訪唐佛塵才常，未遇……。及黨禍既作，太炎返裏，不敢寧於家，寓鳳林寺。吾營少年，共約邀擊之。余聞訊，急馳往，強眾散歸。太炎始終未知也。[13]此說可與上述推測相印證。

1899年底唐才常函告康有為，言及金梁在戊戌政變後的態度表現，作為南方輿論普遍主張尊王，“海內士夫之議論黑白漸著，而彼元奸巨憝之不敢遽動於惡，以攖天下之怒”的力證，他說: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且敢明目張膽上書那拉，以膺權貴之鋒。其人名金梁，滿洲生員，年二十余，慷慨有大節，昨常親至杭州，徑造其廬與談半日，聞渠日礪一劍，為殺榮、剛之用。又孔子生日親率滿人設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難六君子配之，見者愕然。[14]

其時章炳麟《訄書》刊行，“此書漢人雖讀之感痛快，但畏禍，不敢多為傳布；而杭州駐防金梁，乃購數十部分贈滿人之識字者，說：‘漢人已如此，我們還可不振作嗎？’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15]。章氏的意見未被接納，國會要人又主張大合而反對排滿，金梁直接間接參與其事，亦非沒有可能。

國會成立後，領導層托日本東亞同文會幹事井上雅二到南京聯絡同人，擴展組織，經過一番活動，俞明震（浙江）、劉世珩（安徽）、易順鼎（湖南）、傅苕生（江寧）、顧雲（江蘇）、薛華培（四川）等人表示贊同附和。[16]

除南京的響應者外，國會會員主要分為四部分，其一，以唐才常為首的康、梁派，包括張通典、狄平、沈藎、唐才質、龍澤厚等；其二，以汪康年、葉瀚為首的江浙派，有汪立元、汪有齡、丘震、孫寶瑄、宋恕、夏曾佑、胡惟志，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旅滬人士沈士孫、孫多森、孫多鑫等；其三，因義和團事件由京津等地避亂南來者，如嚴復、王修植、伍光建、陳錦濤、方城、蔣新皆、溫宗堯、趙從蕃等；其四，其他新學名士，如容閎、鄭觀應、文廷式、陳三立、丁惠康、吳保初等。後兩類雖各有政見，卻較少派系意識，周旋於康、梁派與江浙派之間。可以說，弄清康、梁派與江浙派的關系，是把握國會內部派系組合的關鍵，也是探討分析國會宗旨主張與實際活動的前提。

國會領導層的基本情況如下：

據此，江浙派在國會中占有明顯優勢。國會兩次集會，第一次葉瀚任主席，第二次確定幹部，屬於這一派的有書記葉瀚、丘震，幹事汪康年、沈士孫、汪立元、胡惟志、孫寶瑄，另外幹事鄭觀應、會計孫多森與該派關系密切，副會長嚴復和幹事丁惠康、吳保初較為中立。趙從蕃的組織活動與唐派聯系較多，但觀點與汪派一致。只有會長容閎偏袒唐才常。與正氣會時期相比，唐才常派的地位明顯下降。原來唐才常任正氣會幹事長，沈藎任事務員，加上張通典、狄平，雖無地利之便，勢力卻略占上風。

兩派人物相比，各有所長。1900年4月17日，嚴復曾致函章炳麟，對滬上新學名士逐一評點:

苟自所見者言之，則好學竺義，用情懇惻，吾敬張鞠生（元濟）；知類通達，聞善必遷，吾敬汪穰卿；湛厚質重，可與主權，吾推張伯純（通典）；黽勉事功，蔚為時棟，吾愛唐後丞；左矩右規，好善（）固，吾服丁叔雅；深躬爾雅，自振風規，吾見吳彥復；淵種埋照，種德俊時，吾敬沈小宜；慕道樂善，能自得師，吾推胡仲巽；天資開明，樂遊勝己，吾望狄楚青（平）；至於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輕重為取舍，則舍先生吾誰與歸乎？[18]張通典、狄平等未能進入國會的領導中樞，當是所屬派系影響削弱的表現。

第二節　正氣會

國會兩派的分合消長，始於正氣會。關於正氣會、自立會與中國議會的聯系及區別，長期語焉不詳。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談及此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