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第8/14頁）

其後秦力山對孫中山的認識加深，又讀了《三十三年落花夢》，心目中的孫文已由“廣州灣之一海賊”變成“異乎尋常之志士”[78]，於是寫《庚子漢變始末記》時有意隱去畢氏因誤解而生的責難。此說若能成立，則畢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當為其急於辦事，而孫中山則“尚無一定之規”，疑心後者不敢舉事，故意拖延。

孫中山雖然為興漢會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橋專辦湘漢之事，又殷切款待遠道專程來見的張堯卿，但對於將組織活動重心轉向湘鄂，的確沒有充分準備。其本意在於擴張勢力影響，以廣東為立足點，而以長江為響應。加上聽到一些關於張堯卿的流言蜚語，畢永年又棄事為僧，更不敢傾全力投向長江。孫中山與湘鄂的聯系主要得力於畢永年，他聽說畢“憤世遠遁，如失左右手，嘗四處訪尋不獲”[79]。

從自立軍後來失敗的情形看，孫中山的謹慎事出有因。但如此一來，開始傾向興中會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調整對策，平衡於唐才常、孫中山之間，以維系共同大舉的原案。由於雙方實力在許多方面存在明顯差距，這種平衡政策必然有利於強勁的一方，無形中增強了唐才常的影響，使保皇會的支配力相應增長。加上1900年1月令海內外震動的廢立之爭驟興，起到動員整個革新勢力的作用，使勤王聲勢暴漲，長江流域的活動更加向著保皇會一方傾斜。

然而，正氣會的外圈之事卻時生阻隔，會中唐才常和汪康年兩派之間一直不和。雙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派系人事，特別是與康有為關系的親疏。

唐才常以正氣會聯絡各方，密謀興師，與汪康年等人並無矛盾。甲午之後，中國叠遭重創，戊戌變法的一線曙光又被扼殺。開明士紳受傳統民本觀念和天下己任抱負的熏染激勵，加上近代西方民權思想的影響，對皇權的離異心增強，而民權的代表性擴張。從汪康年師友書劄中可見，當時與之交往的士人官紳普遍懷有怨清反清的意識情緒。身為留學生監督的錢恂，認為中國士氣扼於滿人壓制，1901年底拒俄運動興起時仍說：“新政必無望，要此東三省何用?”[80]以徹底變革為圖存先機。他還指剛毅等頑固黨為“中國之忠臣”，因為他們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議論，甚至說，俄國“近來學生囚三百余人，請看五年之內，俄國必有起色”。“去年漢口止殺二三十人，故士氣不振。若盡殺容閎、嚴復、張通典、陶森甲輩，今日士氣必大盛。”[81]他們紛紛采取行動，以拯救危亡。其不顧朝廷禁令，毅然集會結社這一事實，已經表明了獨立立場和行動方針。

在爭取合法地位的同時，他們試圖結交下層秘密社會，以達到政治目的。盡管多數人不贊成排滿，主張以革政代革命，卻並不反對動用武力，也不排除憲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聯邦體制。用《正氣會序》這類公開文獻來否認有關組織或個人反清密謀的可能性，甚至否認中國議會成員的武裝勤王宗旨，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所含宗旨與策略的兩重性，低估了紳權與皇權在相互依存之外還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產生的忠君觀與聖王觀也是互為聯系約束。正氣會之下，不僅唐才常努力聯絡會黨豪強，汪康年、葉瀚、周善培等也積極發動江淮川鄂的民間武裝。其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是歷代士大夫在國難當頭之際常規表現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觀念的影響，增加了新的取向。他們覺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頗，雖然奉光緒為趨新象征，卻並無保皇派的固執，既可推之為總統，也準備棄而另選其他有聲望之人。[82]康有為的存在，反而成為他們任意發揮的障礙。

正氣會內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組織分化，對該會和與盟興漢會的哥老會首領的關系產生很大影響。由於正氣會組織發展艱難，唐才常不久即將幹事長一職讓給葉瀚，自己為避免行動掣肘，避開汪康年等人，全力經營內圈之事。以後又將籌備活動一分為二，用1899年5月與梁啟超等人共同創立於日本橫濱的自立會的名義，聯絡組織長江會黨，設中國議會聯絡開明士紳。汪康年等則自行其是，在川、鄂、皖、江淮等地聯絡會黨。因此，後來與盟興漢會的哥老會首領主要是與唐才常等聯系，而與江浙派士紳的關系相對較少。

一時沖動而棄事的畢永年果然“終無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參與籌劃自立會。因唐才常依然堅持與康有為保持關系，畢永年又一次憤而離去，南下福建、廣東，聯絡會黨，參與興中會的起義密謀。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惟台灣之事，全賴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於台地。彥願力任閩中之事，而與服部君及粵中諸豪聯為一氣，或不甚難。因彥之友多在五虎口、華秋、電光、射馬、長門、金牌、閩安諸炮台及馬尾、南台諸營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熱。彥雖無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粵中又有服部之肆應，或者其有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