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第7/14頁）

當時汪康年、丁惠康、葉瀚等人經濟上均感拮據，維持生計尚可，出錢搞政治活動則心有余而力不足。財政優勢不僅擴大了正氣會的組織聲勢，吸引哥老會首領歸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賴唐才常。因為財政困難恰好也是興中會的一大弱點，很難在這方面展開競爭。師襄鼓動唐才常去香港籌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組織機關，與漢口接應。他已被排斥於興漢會之外，只能借助於海外捐款與舊日的同黨溝通。

否認唐才常在正氣會中的地位與作用，使得許多相互關聯的問題難以解釋。唐才常為人“深鷙”[68]，“固非輕卒[率]舉事之人，常取沉重之態度，決不至為眾人所煽動也”[69]。正氣會事務又分為內圈外圈，唐才常主要關注內圈的人與事，以舉兵勤王為職志。他雖與宋恕相識，但也知其為人怯懦，缺少膽識，不肯與之深交。兩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亞東館結識，整整四個月後，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啟超時還說：“拂塵信不愧復生之友，但得見尚希，其深未悉”[70]，只能從唐才常所著《內言》中窺見其性情見解。唐才常當然不會因這種泛泛之交而出面聯絡。所以，爭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當。而汪與唐矛盾甚深，言語間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產生錯覺。宋恕連正氣會是否成立，具體何時成立亦不知其詳，所記只可證實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義群公司”和正氣會的設立，形成長江流域革新勢力聯合大舉的雛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時而起的中國各派革新勢力陣營的中樞地位。

第四節　天平傾斜

證實唐才常在正氣會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說找到了正氣會與興漢會中哥老會首領聯系的關鍵。正氣會的目標，並非如公開文字所表述的，只講“愛國忠君”，意在恢復清議。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籌款，密謀起義。領到邱菽園的三萬金贈款後，唐於1900年1月“蓬蓬然歸於上海”，並攜歸海賊數十人，計劃一面由田野橘次率海賊入京，刺殺西太後，驅逐奸臣，“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傑等會黨首領於“來月下旬，一舉而屠南京，再舉而略武昌”，“據長江之險，以圖天下”[71]，內圈之事大張旗鼓。

唐才常在江淮地區依靠的會黨，一是徐懷禮、張金山、宋剛濤、黃金滿等地方豪強，二是辜人傑、楊金龍等駐防湘軍將領。而辜正是結盟興漢會的哥老會首領之一。

興漢會成立後，畢永年一度對在湖南發動起義滿懷希望，他函告宗方小太郎:

弟因諸友牽帥，遂遽棄貴館之委任而相隨伊等至香港，鄙懷實所歉仄，幸先生諒焉。此間一切情形，高橋先生當已面述尊聽，弟不贅陳，惟勉竭綿力細心組織之，以俟機會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疇昔之言，生民幸甚。

[72]正氣會成立時，畢永年亦參與其事，這說明興漢會成立前逐走師襄，主要是反映興中會的態度。這種差異客觀上為哥老會首領與唐才常結緣創造了條件。不過，畢永年對唐才常堅持忠君愛國，反對頑固黨而擁戴光緒的宗旨強烈不滿，與孫中山一樣，他強調排滿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與康有為的關系勢同水火，堅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為排滿非君，斷絕與康有為的聯系。唐才常堅不肯從。

參與興漢會的會黨首領本來與澳門保皇會有所聯系，又接受康有為的贈款，轉而事人，使畢永年大受刺激。他早與佛門有緣，起初不過剃發絕清，偽裝和尚，後在香港邂逅同鄉前輩釋紫林，與結弟子之緣。[73]這時更憤而棄事為僧，易名悟玄，貽書平山周志別:

第惜吾中國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賤。蓋舉國之人，無不欲肥身贍身以自利者。弟實不願與斯世斯人共圖私利，故決然隱遁，歸命牟尼。他聲稱：“日內往浙江普陀山，大約翌年華三月，由五台、終南而入峨嵋。從此萍蹤浪跡，隨遇可安，不復再預人間事矣。”[74]打算雲遊四海，老此一生。

畢永年出家入山，除了與唐才常及會黨首領的沖突外，別有隱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函容星橋談及此事:

知者以安兄之急於辦事，一有不獲，則不免於燥，而出此無益之為，然終無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熱腸，尚欲棄而為僧，其事必有因，則難免因而解體。[75]

個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寫《庚子漢變始末記》為畢氏作傳時，曾有所提及：“顧畢嘗與興中會事，其後亦卒不合。”[76]至於其中具體過節，1901年，秦力山在《國民報》上發表《中國滅亡論》，對保皇、革命兩派均予抨擊，顯然是針對庚子之事而發。他指責“以顛覆政府自命者”為“老於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勢不允許改朝換代，另立新皇，“於是開創君主之念遂絕，乃陽襲民權革命之名號以自便其私圖”。其證據是，華盛頓、鴉軍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不亡他邦匿異國，其人卻“艱難風雨人嘗之，而他日之萬古隆名吾將一人當之”，“並非有公理公義之不容己而為斯民奔走者。其籠絡人才，假仁假義，口是心非，則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7]這番話很可能是代畢永年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