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興漢會第四章興漢會（第6/14頁）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漢口，謀為哥老會之所寄宿者。開一旅館，平時以為生業，而陰以便其黨徒，實以為會合商議之聚點。蓋哥老會員常集於此，以計東西之聯絡也。”[60]林圭臨時改變計劃，原來的中轉站成了目的地，一時間財政上“窮無所告”[61]，人事上無從措手，不得不求助於畢永年和容星橋。本來孫中山介紹容星橋給林，不過是便中相助，現在卻成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橋也積極施助。他和畢永年分別捐助林圭三百金、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穩腳跟。又與林屢次商議，認為“必大合而後能辦妥”，在漢口設立公所一處，一則為群兄議會團聚之地，以免人心渙散，二則便於掩人耳目。

開始容星橋欲將公所設在租界，因房價太貴，改在僻靜的老官廟擇上首小房一所。同時，林圭還與容星橋、張堯卿計劃開銀礦輪棧以籌款聚人，並派人到各路探險聯絡，以“義群公司”名義相號召。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畢永年所招會黨勢力之意，又想通過師襄等以本派名義重新聚合。至此，則只能依靠興漢會的現成力量了。好在畢永年、林圭原有合謀長沙之議，而興漢會又因畢永年移居漢口而將活動重心轉到湖北。

和畢永年、容星橋的聯系使林圭等人與已經相識的興漢會哥老會首領的關系進一步密切。1899年12月下旬，辜人傑、張堯卿及其同志26人在漢口揚子江幹第一酒樓宴請田野橘次，其中半數以上是會黨頭目。他們剛剛從香港聚會歸來，一見田野橘次“即奮呼曰：‘日本豪傑來！’”以玻璃大杯豪飲數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國習俗，不勝奇異，乃叩問張堯卿。張大笑答道：“此是香港流行之飲酒法也。吾嘗在香港，與日本豪傑宮崎滔天會飲，即是滔天之傳授也。”酒至酣時，哥老會員“裂眥大罵，放歌高談，頗有無賴漢之狀。惟張君震聲高吟亡國之詩雲：‘神州若大夢，醉眼為誰開？湖海詩千首，英雄酒一杯’”。[62]

這一結合對雙方均發生重要影響。林圭方面，開始將自己與孫中山、興漢會相聯系，認為所從事的是繼續兩年以來由孫中山籌劃，畢永年、平山周實行的事業，遙奉孫為首領；派張堯卿與容星橋一起專程赴日，向孫中山匯報有關情況，請其務必商定辦事的方針規則，以便加速開展活動；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視孫的態度意見。孫中山方面，林圭的轉向和漢口的進展，促使其相應調整對策，委派容星橋“專辦湘漢之事”。盡管在具體方針上與張堯卿等“所商尚無一定之規”[63]，但已不僅是從旁協助，而視為自己的事業。至此，雙方都傾向於真正的合作大舉，並將長江中遊作為重心。

然而，正氣會的成立卻對漢口方面林圭與興中會的合作產生牽制作用。湖南計劃放棄後，唐才常召沈藎回滬，加緊籌辦正氣會。先此，唐在滬已開始聯絡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內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續而來”[64]。只是因為行動重心定在湖南，暫時未在東南一帶籌建組織。湖南計劃受阻，唐才常決定漢口、上海並重，發動長江中下遊一帶的會黨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負責漢口，運動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則負責上海，主要運動江淮地區。

1899年12月24日，正氣會成立於上海。此事關系到興漢會中哥老會首領“倒戈”的時間及程度，有必要略加申論。

據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動的田野橘次稱，正氣會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產物之一。其籌劃或早已開始（《正氣會序》寫於1899年夏），但未付諸行動。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組織步伐。興漢會成立後，部分成員奔赴上海，風聞唐才常得到康有為的資助，掌握海外華僑大筆捐款，不免心有所動。加上一些首領隨湘軍駐防南京，張堯卿、辜人傑等遂與江浙革新派人士汪康年、丁惠康、葉瀚以及周善培等共結團體。不過，上海的士紳對於成立正氣會意見不一，歐陽柱（石芝）、宋恕等對於正氣會不以為然，後者說：“生今日而猶欲恢復清議，雖誠壯不可及，吾恐其將得大禍。即不得禍，亦決不能興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為畏怯無膽氣，但有空識解，無足當天下興亡之數，弟亦喟然受之”[65]，因而並未參與。

唐才常匆匆趕建正氣會，目的之一，是便於赴港之際向華僑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會黨豪強。而他擔任正氣會首任幹事長，除個人影響和實際作用外，強勁的財政後援無疑是重要因素。正氣會成立後，邱菽園向唐才常贈金三萬元，唐即日出發赴香港受領。[66]唐才質所編《唐才常烈士年譜》記: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師中吉自湘來，擬在湘組織機關，與漢口相接應。公以經費無著，乃謀至香港籌款。初五日買船票，狄葆賢擬買二等票，公雲：“我輩個人用費，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為前提，不可圖舒服也。”於是乃購三等票三張。船客多，已無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貨艙角落，籍以安身。又值風浪大作，師中吉生平未坐海輪，嘔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進食也。在港華僑無以為意者，再三設法，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實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煒萲（菽園）始匯二萬元來，此時滬款已將罄矣。公乃親攜此款往漢，後又湊一萬元由禹稽梅帶往。[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