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黨

庚子勤王運動並非漢口自立軍一枝獨秀，而由保皇會的兩廣戰略、江浙士紳的江淮密謀以及漢口自立軍三股勢力結合而成。三者從宗旨政略到組織系統既互為聯系，又各自獨立，彼此交錯，為了改變戊戌政變以來中國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國大舉的形勢，進行聯合角逐，關系十分復雜。合組興漢會的湖南哥老會首領不僅始終在自立軍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孫中山與興中會為了趁亂爭勝，接受梁啟超的意見，同意用借勤王以興民政作為聯合陣營的旗號。他們不僅與自立軍的行動保持一致，相互呼應，還努力爭取保皇會澳門總局的協助，並與汪康年等江浙士紳協議合作。包括保皇會在內的各派均參與發起以反對當朝執政，革新變政為宗旨的行動。只是在實行以武力掃清變政障礙的過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實力不足，不能適應，遂放棄使用武力的企圖，並極力將有關史實隱諱掩飾。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與庚子勤王運動的關系，構成庚子勤王陣營及其運作的重要一環。

第一節　自立軍與革政派

講到孫中山及興中會與庚子勤王運動的關系，首先應當注意興漢會在自立軍中的地位和作用。

興漢會是興中會與湖南、廣東會黨的舊式結盟，與盟興漢會的會黨首領多為挑選出來的代表，他們在自立軍系統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動搖。同時，盡管這些會黨首領接受過康有為的贈款，令畢永年一度失望而削發為僧，唐才常與林圭等人的政治宗旨又不盡一致，興中會對自立軍系統的影響卻一直賴以保持。

漢口義群公司成立後，容星橋、張堯卿到日本與孫中山商議行動計劃，“中峰待之甚懇摯，然所商尚無一定之規”，只是委派容星橋專辦湘、漢之事。林圭從返回漢口的張堯卿處獲悉有關情況，致函容星橋，請其

此次與中峰必須商定一是，否則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實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輩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靈穩，則舟將覆；人工不力，則將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則不惟貽笑目前之大眾，即後來傳道亦屬難堪。[1]

由此可見，至少在義群公司時期，漢口的興中會、興漢會和湖南維新派聯成一體，而視孫中山為舵手和引導。

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氣會，參與者除了湖南維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紳外，還有與盟興漢會的哥老會首領張堯卿、辜人傑以及容星橋等人，則正氣會可以視為興中會與湖南維新派的合作向著長江下遊的擴大。畢永年棄事為僧不久，終無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楊衢雲告訴謝纘泰：“湖南革命黨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裝和尚正積極地進行組織工作”[2]，即指畢永年。

1900年3月以後，為避免在正氣會中與汪康年一派的摩擦升級，唐才常讓出幹事長的位置，用前此與梁啟超等人創立於橫濱的自立會的名義，展開聯絡聚合長江流域秘密會黨的活動，4月，開辦富有山樹義堂，參與興漢會的哥老會首領在其中占據重要位置。這等於再度肯定興漢會成員的代表作用以及興中會在長江流域聯合陣營中的地位。馮自由說這些會黨首領後來各自發票，脫離自立軍，與史實不符。直到七八月間，與盟興漢會的楊鴻鈞、李金彪、張堯卿、辜人傑、譚翥等人，在自立會的部署中仍然擔任重要角色。

興漢會成員積極參與自立軍的活動，正是孫中山與湖南維新派合作戰略的重要體現。不僅如此，在畢永年的影響下，興漢會成員還努力直接配合興中會的行動。畢永年勸唐才常脫離保皇會關系，改奉排滿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廣東全力投入興中會。孫中山與劉學詢、李鴻章等人密謀廣東獨立，畢永年有所響應，李雲彪、楊鴻鈞等也趕到廣東、香港。張堯卿的動向尤其值得注意。林圭稱其“達變通才”，決非有事而亂為的無用才，義群公司的決策機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橋和張堯卿三人協商制定。後來張堯卿被人讒謗，林圭還致函容星橋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孫“擇用自有定見。倘其信任不專，易為人動者，則他人一語而誤大事，亦常應有之義”[3]。直到七八月間，張堯卿一直為興中會辦事。興中會員的動向與此相印證。容星橋、王質甫在自立軍起義及其籌備中擔任重要角色。

8月下旬，孫中山冒險歸國，雖身兼多項使命，主要還是應梁啟超之約，準備與之發動中原大舉。[4]明治33年8月27日山口縣知事古澤茲密報，與孫中山同船赴滬的還有8月7日由上海來日的改革派人士張澮、高繡延。據容應萸教授考證，自立軍失敗後，唐才質化名高打，狄平可能化名高德[5]，則高繡延或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兩人在自立軍起義時負責調度後方。由此可見，孫中山赴滬很可能是應自立軍的邀請。綜觀以上情況，這顯然是興中會有計劃有組織的統一行動，說明孫中山視自立軍起義為本派參與的聯合反清大舉。所以自立軍失敗後，史堅如赴廣州謀炸德壽前夕，還到任職《知新報》館的松岡好一宅中長談，發誓為唐才常報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