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華僑（第5/12頁）

君名文慶字文慶，應慕汾陽郭子儀。若論收京扶聖主，終須橫海出雄師。公卿當代多余氣，豪傑中原望義旗。欲起病龍作霖雨，天涯我特訪神醫。[42]

其與邱菽園唱和，也有“出關待草勤王檄”，“誰遣拿破侖再出，從來島上有英雄”的詩句。[43]

保皇會能夠迅速將勤王由一紙計劃落實為籌備行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新加坡華僑的傾力支持和幫助。主要體現於兩方面，其一，財政上，邱菽園提供了勤王所需的主要款項。邱菽園的父親邱篤信是新加坡的米業大王，他自20歲赴新加坡做苦力，10年後開恒春號經營米糧，到1870年代，就積聚起百萬家財。1896年4月邱篤信病故，年僅22歲的邱菽園繼承父業，他年輕儻倜又滿腔豪氣，辦事往往一擲千金，對於視為大義所系的勤王救國，更不惜盡囊相助。[44]在整個勤王運動中，邱菽園共捐款20萬元，占保皇會全部得款的三分之二，可謂勤王大業的財政支柱。

其時保皇會雖然向各地華僑廣泛募捐，認捐者相當踴躍，但一則華僑中富商不多，二則認捐爽快交款難，是一般常情，三則清廷駐外機構橫加阻撓，梁啟超在檀香山等地的籌款即長期不能到位，並因而見疑於同門。沒有邱菽園的捐款，保皇會的勤王計劃至少還要在紙上擱置一段時間。所以保皇會財政上一直倚重邱菽園。運動之初，梁啟超認為：“若能得百萬，以其半供內地豪傑，以其半招菲島之勁旅，可以垂手而成大業。”而這時邱菽園已經捐款10萬元。1900年3月，梁啟超致函表示感激之余，勸以再接再厲:

兄以義俠任此數之十一，誠為可敬，望更以兄之血誠，盡力以感召同志，南洋一帶能得其十七，則美洲必可足其十三也。生死骨肉，全望我叔子矣。

幾天後致康有為的一封信又說：“弟子所望於南洋者，望其得六十以上之數也。叔子肯周遊說法，或可望乎。弟子茲圖一切事，望告叔子同舟共濟。”[45]

其二，新加坡華僑為保皇會的“總持”康有為及其統帥部提供了活動基地。戊戌政變後國內政局日益惡化，不少愛國志士或被迫或自覺地將挽救危亡的目光轉向海外。黃乃裳便提出以辦學堂，建商會等形式，發動和組織南洋五六百萬華僑，舉辦各種事業，“進而與東西各國齊驅並駕，以保南洋群島所有已得之利，不至為外國所攘退，而為我仁明英武之君，恢復中原二十二行省破碎之河山，俾四萬萬同胞兄弟，不至為牛為馬為奴為虜，得以優遊食息於二十萬裏膏腴之域，或且收拾已失藩屬，以共戴天朝，是皆南洋有志華商同出回天之力，以整理我華夏既殘之局之功之德也”。如果南洋華僑能夠聯合全球各地同胞，“牽合內地四萬萬建出非常之業，而恢復五千年歷掌之河山”，“是華人之托於英法美葡西諸屬地者，未始非蒼蒼之天之特開此局，為恢復中原之地，以保黃種之族也”。[46]黃乃裳組織僑民屯墾事業，目的即在於此。

勤王運動開始，總帥駐紮何地成為首要軍機大事，保皇會有星洲、日本、澳洲三種選擇，澳洲太遠，日本已拒，康有為又不敢深入內地，星洲便是唯一可行之處。此外，為了解決在香港設立保皇會機關的問題，梁啟超還建議由他本人及邱菽園、何東出面，在檀香山、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集股20萬元，在香港開辦一家鐵器公司，一面經營生意，一面聚集同志以助正事。[47]

武力變政最重要的準備當屬謀略的制定與實施，新加坡華僑自始至終參與了勤王計劃的制訂、修改並督促實行。早在1900年3月，梁啟超致函邱菽園時就提及:

篡廢事雖迫於輿論，暫輟所謀，然梟獍之性豈嘗一日忘食母哉。聖主之危，甚於累卵，吾輩之責，急於火星。叔子日與南海促歸運籌，其大端下手處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48]據康有為後來稱：“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統兵之人。”[49]

長江、廣東、廣西分別由為唐才常、陳翼亭、梁炳光負責。這一布置在1900年春已成定局，梁啟超致函梁君力通告各地運動情形：“現時剛團已開練，紫雲、翼亭在南關大開門面，邱仙根進士倡率屋閘，而佛臣在上海聯絡長江一帶豪傑，條理具備，所欠者餉與械耳。”[50]

不過，保皇會在三個方向上並非平均用力，依據康有為所擬“勤王行師議”，廣西一路為勤王主力正軍。所以4月梁啟超復函康有為，對該計劃雖推為“第一著”，卻提出首先取粵，以固根本而壯士氣。[51]

在戰略主攻方向的選取上，保皇會有過權衡，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邱菽園等人態度的影響。最初康有為對“粵多人才而民強悍，且風氣已開”的人和優勢情有獨鐘，主持澳門總局的康門弟子也多為廣東人，希望首先由此發動，同時對李鴻章督粵及許應骙黨羽頗盛心存顧忌，反而覺得“福建關鍵最為緊要”，詳細研究過福建發難的各種地利與人和因素，以及具體的運動辦法。[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