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會南海西樵巨盜區新

庚子勤王運動，保皇會以武力用兵為行動方略的重心，除試圖爭取清軍將領外，主要是利用秘密社會現成的組織和武裝，“從草澤而與朝廷抗”[1]。以往的研究，目光集中於長江流域，對兩湖及江淮的會黨鹽梟參與勤王之事有所論及，而對保皇會與兩廣會黨遊勇及盜匪的關系所知不多。保皇會將勤王的主力正軍和根據地放在兩廣，必然全力爭取當地的秘密結社，網羅了不少實力強名頭響的首領人物。關於秘密社會，史料較為難得，所見多為外在的否定性片段記錄描述，不易形成系統，深入內部，要找到某一具體人物或某一地域、某一團夥的連貫性資料，尤為不易，歷來研究者不免霧裏看花。

至於保皇會的勤王密謀，康有為等人事後為了推卸責任，將“驚粵”的罪責嫁禍於革命黨，又極力否認其與兩廣秘密社會的聯系，使得有關史實更顯模糊。其實，保皇會結交利用的兩廣秘密社會，不僅有廣西遊勇首領如李立亭、陳翼亭等，還有不少廣東著名的盜匪頭目，其中康有為的同鄉、南海西樵巨盜區新便是代表之一。

與其他盜匪會黨首領相比，區新參與革、保雙方的反清密謀時間較長，關系較廣，留存的資料稍多，經過十余年的尋訪搜求，可見大體輪廓；而且所得不僅限於某一方面的記載，可以相互比勘印證。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個案反映出晚清地方社會權力資源分配經歷了大幅度的復雜變動，盜匪勢力過分膨脹，但並不完全脫離地緣和宗族（至少是形式上的血緣）聯系，破壞了原來官權與紳權互為協調補充的機制，社會控制乃至整個統治秩序陷入極度紊亂。連官場中人也明確認識到，如果不能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清政府將無法繼續對社會實行有效控制。

第一節　盜與官紳

清代廣東盜匪橫行，早已遠近聞名，令當局大為頭痛。所謂:

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2]

贛人文廷式的感覺是:

粵中盜賊太橫，將來不知若何？離城一裏便是畏途，非可久居。[3]

所以廣東雖然交通海外，物產富庶，商貿發達，卻為官不易。為了對付盜匪肆無忌憚的活動，維系統治機制，各級官府采取了多種防範和壓制措施，清廷也十分注意廣東盜匪的異動。

區新的活動進入清廷的視線，最早是在1899年9月。9月3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等:

有人奏聞廣東南海縣西樵、大同、吳村等鄉，賊目李昭、傅贊開、區新聚黨數千，潛謀作亂；又聞肇慶府西江一帶，有劫及輪船情事，著譚锺麟、鹿傳霖嚴密查明，如果實有其事，應即督飭文武員弁，認真查拿懲辦，毋任聚眾滋事，並將辦理情形，即行具奏，以靖地方。[4]

不過，區新一夥形成勢力，對廣東當局的統治構成威脅，則至少從一年前已經開始。

區新，廣東南海縣上金甌堡人，其地在西樵山西北，與三水縣臨界，堡內各村總名為區村，共分小村16，其中10村為區姓。[5]有報道說：“南海區村附近西樵，宗族繁盛，蓋富鄉也。該鄉向例每屆三年約內神廟賽會巡遊，極為慶鬧”，還要招演梨園名班搭台唱戲[6]，照常理並非盜賊滋生出沒之地。而廣東的珠江三角洲恰為盜匪叢聚之區，南海尤盛。光緒初年任南海縣令的杜鳳治在日記中稱:

廣東盜案之多，以廣肇二府為最，廣更多於肇。廣府屬則以六大（縣）為多，六大則以南海為多。[7]其中西樵更是盜匪淵藪。據稱:

廣州南海屬有西樵山焉，跨南海、三水兩邑，綿亙數十裏，環山上下，凡數十鄉，向為盜賊叢聚之區。年中劫掠之事，已不勝僂指，而以區村一鄉為最。有盜魁區辛者，常招誘其族人及鄉鄰悍匪，四出擄劫，為患鄉裏。[8]

與之同時同地同姓的還有區申、區隆、區標等多股盜匪，而“區新為西樵群盜之魁”。[9]他們與鄰近區縣的其他盜匪如潘亞桂、陸暢、傅贊開、廖珠、廖隆等互相勾結，活動範圍向四周伸展，尤其以西江一帶為重點。加之珠江三角洲民風強悍，械鬥不斷，又地近港澳，軍火走私歷來嚴重，甚至有設店經營，以為圖財之道者。如與順德交界的南海沙頭鄉，“向有匪徒在該處私設鋪店數間，暗中售賣軍火，各鄉械鬥及盜匪所用軍裝，多在該處買來，最為地方之害”。因社會需求大，利潤高，官府屢禁不止。[10]南海縣境內多處地方，盜匪“明目張膽，各持快槍，結隊往來”[11]。

1898年，清廣東水師提督何長清“督清鄉勇捕治積匪，至其鄉（區村）指名按捕，封其祖祠，押其紳耆，反為其族紳某京官賄禦史揭參其勇擾民，遂撤差去”[12]。關於此事，《申報》的報道可以提供旁證：“水師提督何軍門長清統帶勇丁往各鄉查辦各匪，只以所部良莠不齊，遂致叠次肇事。去年南海區村劫案，鄉人指勇丁所為，稟諸軍門，未經準理。迨來省上控，大憲雖示明白批示，然未免不悅於心。近日九龍新辟租界，士人向英人滋鬧，歸咎軍門辦理不善，現已具折奏參，恐難久於其任也。”[13]則擾民不過是撤差的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