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第8/12頁）

兩天後，該會了解內情的會員稱：孫中山等人的南方之行非同尋常，

彼等常懷不滿於同文會，同文會亦不以彼等為有利用價值。由於未能開誠相見，共論東洋之策，故不知彼等有何計劃，起事之規模如何。要言之，彼等乃寄生動物，一如我國之策士，而絕非如彼等所自誇，為有大決心，真助亡命者以成就清國革命之人。[92]

宮崎寅藏等人借助東亞同文會的勢力，首選便是廣東支部。而東亞同文會撤銷廣東支部，召回高橋謙，正是擔心其卷入沒有把握的革命黨的密謀太深，影響全局。

不過，斷言東亞同文會本部根本反對帶有割據傾向的地方性密謀則嫌表面化。早在戊戌政變以前，東亞會的宮崎寅藏、平山周就與同文會的井手三郎、中西正樹等人頻繁交往，暢談中、韓問題，並共同會見孫中山、陳少白，商議聯合各派力量。[93]至少兩會的部分骨幹成員在方法策略上已經達成一致。

庚子中國政局變幻莫測，東亞同文會在“保全中國”的總體目標下，不能不考慮萬一清政府無法維持，如何與影響局勢發展的各派力量建立聯系，以保證其影響力和利益。1900年8月16日，東亞同文會電告上海支部關於臨時大會通過保全中國宣言的消息，井上雅二即認為：“除了這宣言以外，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則不可知。”[94]可見宗旨與方法、手段確有分別。該會原來與南方督撫、保皇會及革命黨均有所聯系，這一格局正好有利於該會實行均衡策略。如果說撤銷廣東支部有利於該會的總體戰略，那麽撤出廣東，則勢必損害其在華南地區的利益。所以早在6月17日東亞同文會幹事會上，出席者就認為：瓜分中國，早晚必至，目前應培養實力，等待時機成熟，奮力一搏，進占南方目的地。[95]

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只是撤銷了組織的名義，支部長高橋謙歸國，絕大部分成員依然留在港澳和潮汕，繼續關注廣東局勢的變化發展，如原口聞一、松岡好一、熊澤純之助、山下稻三郎、遠藤隆夫等。[96]按照規定，在稍通方言和熟悉當地情況後，廣東語留學生要深入內地調查旅行。[97]取消組織名義，更加便於他們的行動。

不過，原來廣東支部的成員似乎更傾向於保皇會與革命黨聯合的大舉起事，而不大贊成孫中山等人的惠州起義和廣東獨立。井上雅二稱：“原江[口]認為平山等在惠州開始的行動是不行的，表示反對。他自己想在廣西地方鞏固根據地以發起行動。平山與原江[口]之間一直不合拍。”與原口有關系的廣西唐景崧及其同人王慶延、王穎祁、王第等人，欲發起行動。[98]這實際上是康有為全力取桂，襲湘攻鄂，直搗京師的勤王戰略的一部分，唐景崧正是保皇會勤王正軍的主帥。鄧蔭南等人聯絡的綠林區新等，也是保皇會倚賴的勤王軍將。

田野橘次很早就注意到革、保雙方的分歧與摩擦。戊戌政變前夕，廣東革命黨人與康有為一派關系緊張，宮崎寅藏和田野橘次等人居間調節，極力維護。1898年9月25日，天津《國聞報》刊登據說“從東友處輾轉傳抄”的《中山樵傳》，對孫中山進行攻擊汙蔑。日本人士懷疑徐勤“大攻孫文”，且疑《國聞報》的《中山樵傳》出自徐的手筆。而田野橘次對徐勤的期望甚高[99]，因此特地告知徐勤。徐勤聞訊，致函宮崎寅藏，聲明與此事無關，從而平息了一場風波，使兩派的聯系與合作得以繼續進行。

田野橘次於1899年底轉到上海，任《同文滬報》主筆，與井上雅二等人一起，積極為革政派的長江大舉進行活動。上海正氣會成立，會址偽名為“東文譯社，以田野為社主，大書揭諸戶端”。他先是於1899年12月在漢口會見了剛從香港歸來的與革命黨合組興漢會的湘鄂哥老會首領，繼而又接受唐才常的指令，願率海賊三十人北上，刺殺西太後，並逐盡所有奸人。田野橘次還握唐才常之手表示：“吾以革命自任，生死以之。成敗不敢期，然為知己致此躬，何所躊躇之有？吾指揮此三十之同志，當打碎北京政府。”[100]後因田野橘次重病，計劃流產。這時孫中山、梁啟超、唐才常等人仍然堅持聯合大舉，與康有為的想法有所差異。

即使在廣東，東亞同文會支部也希望保皇會與革命黨合作共舉。1900年6月孫中山到港，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成員和張壽波均參與機密會議，便是兩派依然保持聯系的明證。只是保皇會意見分歧，康有為對此並不熱心。東亞同文會撮合康、孫兩黨不成，廣東支部成員認為孫中山一派的單獨行動勝算甚微，而且公開支持建立華南獨立政府的計劃與該會的宗旨不相吻合，遂采取旁觀的態度。不過，東亞同文會雖有一定的政見，畢竟是利益至上，因而重視成敗的程度遠在政見分歧之上，何況在武力勤王、革政救國的旗幟下，革命與保皇的分界已經相當模糊。惠州起義失敗後，原口聞一從香港發出分析報道，介紹廣東三合會的分布、宗旨，以及與康、孫等新黨相結托的歷史，描述惠州起義的過程，分析失敗的原因為過於急激，缺少武器，無人策應等，尤其強調沒有應援地孤軍作戰，必敗無疑。[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