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會的暗殺活動

暗殺之類的極端政治行為，一般總與崇尚暴力的組織或個人相聯系。因此辛亥時期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早已為史學界反復論道，而保皇會的同樣行為卻鮮有提及。盡管有關史料歷歷在目，先入為主的觀念令人難以把暴力手段納入改良範疇。在視保皇派為革命勁敵、清廷幫兇的同時，忽略了康、梁還是當朝執政通緝的首犯，把他們政治行為中一個別具色彩的側面排斥於可能性之外。加上保皇會當時的函電文書有意隱去當事者的姓名行蹤，事後對此又避而不談，甚至故弄玄虛，致使各種史實模糊不清。1980年代中期，湯志鈞、楊天石兩位先生分別依據在日本發現的畢永年所撰《詭謀直紀》，確證了戊戌政變前夕康、梁等密謀發兵圍頤和園殺西太後的公案，揭示出維新派政治行為陰暗的一面。探討庚子勤王運動前後保皇派的暗殺活動，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這一政治勢力的品格與性質。

第一節　復仇復辟

戊戌政變後，保皇救上、恢復新政成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當務之急。為達此目的，他們設想的主要途徑有三：1.援引列強；2.興師勤王；3.暗殺行刺。

作為積極參與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於一般坐而論道的學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從於權力鬥爭的勝負法則。政壇競爭者雖有革新與守舊的背景差異，但權謀手段如出一轍。只是處於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統性依據，行動更為隱蔽，以後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編織道義戰勝權奸的神話而已。

亡走東瀛之初，梁啟超在與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賀重昂筆談中說:

義師之起，其險著居十分之九。蓋歐洲諸國必將承其後，且各省伏莽，紛紛借名而起，蹂躪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隨之矣。故仆等之意，與其冒此險著而謀之於下，不如公藉友邦之力以謀之於上也。

希望由日本出面，聯合英、美進行幹預，促使光緒重掌大權。他還函邀容閎前往東京，與康有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過，康、梁雖然害怕草莽豪強擁兵自重，也同樣擔心東西列強仗勢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賣國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於下、迫於外的割據瓜分風險，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殺除去西太後和少數頑固重臣，迫退守舊黨，擁戴光緒復位，重行新政。

康有為避匿香港之際，宮崎寅藏曾坦然指陳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徒賴君權，想以一紙上諭來完成這樣的大事”，沒有以武力作後盾的準備，鼓動其“親自下結民間志士，起義軍於中原”。試圖促成維新、革命兩黨結合，聯絡哥老、三合會黨，掀起一番風雲。但康有為將政變歸罪於西太後，“說她是東亞的禍根，認為當前的急務在於除掉這個西太後”[2]，並提出借助日本壯士達到這一目的的想法。宮崎寅藏雖然不反對暗殺，但批評其求助於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現，以激將法逼康從弟子門生中尋找赴義俠士。其實，康有為等人本來並不排除以暴力相加為應急手段。只是變法為他們開辟了通向權力中心的大道，一旦沐浴光緒的知遇之恩，便翻然變計，專務扶翼主權，以行新政。

然而，光緒失勢不僅令康、梁一派的權力地位一落千丈，更嚴重影響其信念與希望。因而當危機迫近之際，他們曾試圖訴諸武力，以扭轉乾坤。政變前夕，康有為等風聞西太後密謀於舊歷九月天津大閱時誅殺光緒，感到形勢嚴峻，召畢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凱統兵圍頤和園。他們奏準光緒時，只稱廢西太後，暗中則使畢“執而殺之”。[3]有此認識，倉皇出逃的康門師徒要跨越暴力行動的心理障礙並非難事，在宮崎寅藏的激勵勸說下，康門弟子陳士廉、梁元理決心北上刺秦。臨行之際，兩人分別到宮崎寅藏在香港的寓所灑淚告別，表示：“此行已不期再歸，也不能再見。如果北方風雲有變，即為我死之日。”[4]並囑托宮崎寅藏援助保護康有為，以挽救中國前途。宮崎寅藏則勸以切勿輕易赴死，成功後設法全身而退。當晚，陳、梁二人即登輪北上。

保皇派暗殺的重點對象，是發動政變，殘害六君子的罪魁禍首西太後和榮祿。特別是榮祿，不僅反對革新變政，而且鼓動西太後復出，密謀圍殺光緒，又掌握重兵，把持朝政，迫害新黨，保皇派視為萬惡之源，對其深惡痛絕，必欲除之而後快。此番北行，梁元理到天津即折回。陳士廉只身入京，亦因禁衛森嚴，難以下手，無功而返。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7章《南清之革命運動》記，戊戌政變後，

廣東諸同志，憤慨非常，日夜謀所以雪恨之道。方此時，有二奇人出現於中土，此在支那不易得之青年也，曰梁某與陳某是也。第一，刺客梁某。梁某二十一二歲之美男子也，容貌溫粹，而眉目之間，自有一種凜然之氣。予每見此人，必追想我國維新當時之橋本左內，蓋與之有同風也。第二，刺客陳某。其顏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