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會的暗殺活動（第2/12頁）

）兒，一見驚人，性滑稽，有大氣魄，且善飲。予嘗與之對酌，頃刻可傾數升。蓋予與陳君實酒友也。既而提匕首任刺客之義務，以赴北京。梁、陳兩人，由香港乘船向北，所狙敵即西後也。後彼達北京，費種種苦心，以謀暗殺，然宮中不易近，計無所施，竟脫走日本。[5]

此番受挫，保皇派並未就此放棄暗殺計劃。此後兩年間，在陳士廉、麥孟華[6]、劉楨麟、羅伯雅等人的主持下，保皇派一面從海外各埠招募俠士，一面聯絡兩粵的會黨豪強，多次組織行動。如廣東南海縣西樵鄉巨盜區新，曾於1899年受保皇派驅遣，“潛行入京謀刺大臣”[7]。加拿大、檀香山等地的保皇會也派歸數人任俠。維多利亞華僑關炳響應倡議，回港與劉楨麟等共謀大事，由劉主議，關回鄉“招集四方豪傑，千金不惜，即欲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不料四方尋覓，竟然有三十四人允諾”。其中為首的十余人，“膽實，有彈必中”。無奈澳門總局調度乖方，關炳幾度致函而不一覆，親往詢問，則《知新報》館已停，總局已撤。“回家對義士說知，則眾君大哄，謂愚失信於天下。”關炳只得變賣祖業，自行支敷，因而破家。[8]康門弟子或有謀無勇，或缺乏真才實幹，組織不力，加上京師禁衛森嚴，大內尤甚，幾經努力，無一成功。

第二節　勤王輔助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聲稱奉詔，鼓動保救光緒，創發報刊，抨擊當朝執政，成為西太後及其黨羽的心腹之患。從其出亡之日起，清政府就設法予以鏟除。開始試圖緝拿正法。政變不久，清廷即派榮祿的心腹李盛鐸任駐日公使，取代黃遵憲，準備重施駐英公使館綁架孫中山的故伎。

從1899年1月起，不斷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為的消息。據東京警視廳報告，康有為接到友人函告，有沈、陳二人奉清政府之命暗殺康、梁，正在上海與日本人往還，以求交際，將東渡日本。[9]4月，又有以保皇會為目標的刺客抵達日本的消息。[10]

其時清廷由剛毅籌劃對付康有為，“劉問芻自認能除康，剛極喜之”[11]。7月，清政府派劉學詢、慶寬等以考察商務名義赴日，與日本政府暗中交涉“交康”事宜。[12]此舉不成，遂改用通緝與暗殺並舉之法。劉學詢在日期間，曾與孫中山密談，其中據說涉及如何對付康有為。此事在劉學詢一方，是肩負清政府的使命，在孫中山以及從中撮合的日本人士，則旨在籌集軍費。[13]

同年10月，康有為接到其母病危的急電，從美洲東歸，途中證實事屬子虛，擔心是清政府的陰謀。[14]恰好《清議報》館被火焚毀，康有為更加害怕清廷故意制造混亂，以便下手。況且報館失火事確與清廷有關。其時剛毅南下廣東，一面籌集巨款，一面督促殺康事宜。回京之後，“又常常專注拿康，危言聳論，不知又加幾許……合肥之商務兩廣，皆為此事，有此一事，則余事皆不暇矣”[15]。

11月，李鴻章擔任商務大臣並奉密旨除康[16]，即任用劉學詢，企圖利用孫中山誘捕康有為。關於此事，孫中山先期制定了一套辦法，但在劉學詢函約之後，遲遲沒有回復。劉學詢鑒於“滬上各報已播傳，恐打草驚蛇，蹈上年李盛鐸覆轍”，準備“得孫回音，即先赴粵”，要求李鴻章“請奏飭粵暫緩，俟詢到商妥再辦”。李鴻章認為孫中山不答復表明其“或尚遲疑。粵早奉電旨，難再飭緩。擬赴粵，有何辦法？”劉學詢答以“法用誘用擄，活上斃次”。行刺之事由港澳之人實施，“候孫來商截南洋之路”[17]，以防康有為聞訊外竄。

據說康有為在港期間，“刺客載途，登吾港寓三層樓行刺焉。時門人狄楚卿猶在樓下與唐才常談也。又開隧道於鄰，欲火吾室，幸吾先行而免”[18]。由於在港行動不便，清政府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使港英當局將康有為驅逐出境，同時“多方部置，靜以待動，不惜財力，誘而擄之，務期必獲”。李鴻章還指示劉學詢：“此事宜細心設計密圖，勿過鹵莽，防一擊不中，口舌更甚。黃金福系剛派密捕者，亦合辦為妙。”[19]

鑒於秘密行動屢試不果，同年12月20日，清廷發布上諭，令沿海各地督撫“懸賞購線，無論紳商士民，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嚴密緝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賞。……即使實難生獲，但能設法致死，確有證據，亦必從優給賞”[20]。公然鼓動濫殺。同時派遣李鴻章署理兩廣總督，以辦理除康事務，破壞保皇會在廣東及海外的勢力與活動。1900年1月24日，清廷再度頒布上諭，確定賞銀數額為十萬兩，無論生死，一體給賞。而且將銀兩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交犯，一面即驗明交銀。如不願領賞，則破格授予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21]除康之意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