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會的暗殺活動（第4/12頁）

次日，梁啟超又致函澳門總局，“卯金富而多謀，今以全力圖我，阻力之大過於榮（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圖之。弟前書已頻提，諸兄想已計及”[33]。認為劉比榮祿為害更烈。4月20日，梁啟超再次致函澳門《知新報》同人，強調：“卯金事，我必不兩立，一切未辦，亦當先圖之。”身處海外僑界，他深感劉、李在廣東株連本黨親屬所造成的影響危害，認為：“鼠輩猖狂如此，非磔數四，不足以挫其鋒。”並對“去年以來，介（陳士廉）之經營此事，數數矣，未能一得手”的情況表示不滿。[34]

4月29日，梁啟超在不知澳門保皇會總局已經動手的情況下致函徐勤，再度表示：“豚子不宰，我輩終無著手之地，此義人人知之，人人有同心”，並對總會“現時款項雖非大充，然亦未至盡絀，何以數月以來，無一毫動靜”的狀況大為不滿。他指責麥孟華等人“去年數次經營北事，不就手猶可言也；至於今年經營豚事，數月不就手，不可言也”，懷疑他們手下“未有用命之人。不然，何至今闕如也”。在檀香山華僑“無日不以此事相勸相責”之下，為了打擊清廷兇焰，重振華僑對保皇會和勤王運動的信念，他提出：“此事既為吾黨絕大關系，雖多費亦當行之，重賞之下未必無勇夫，不宜惜此區區也。懸賞之法，與其人同往銀行訂存若幹，事成而謝之”，並且聲稱：“此事若就，檀可增金萬數千也。請速圖之！”[35]與清政府的舉措針鋒相對。

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澳門總局經過多次嘗試，終於設法執行了行刺劉學詢的計劃。1900年4月24日，劉從澳門回省，“甫登岸，即被兇徒以手槍對面打中胸旁，賴裏衣搪護，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經洋醫診治，尚未致命。“蓋此等事為新黨仇恨，下此毒手。”[36]行動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保皇會總算有了搪塞華僑的借口。1900年5月19日陳國鏞函告保皇會洛杉磯分會負責人譚良:

至募死士刺殺賊黨一層，為極難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於此，已費許多金錢招致此等俠士，惟總未見一施諸實事者。前月在省城槍傷劉學詢，諒亦有所聞。此正我保皇發軔之先聲，亦不得謂無敢死之士。雖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賊之膽，壯我民之氣也。近聞其彈子尚未取出，又有謂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續報。[37]

殺“南豬”不果，梁啟超仍不甘心，以後保皇會集中兵力向廣西，康有為對李鴻章還有分化利用之心，梁啟超則認為已無價值。戊戌政變後，李鴻章一面執行清廷鎮壓維新派的旨意，一面向維新派示好，他在公私場合下多次自認為“康黨”，稱康有為能為其數十年不能為之事，自愧不如。甚至當著慈禧的面說：“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38]又托伊藤博文、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寧和東亞同文會井深彥三郎等人三次向梁啟超轉述慰問之言，“並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

李鴻章督粵，為了壓制海外華僑保救光緒的熱情，拘禁家屬，掘墓毀祠，激起保皇會員的強烈憤慨。梁啟超公開上書，告誡李鴻章秉公辦事，謹慎用人，不要逆時勢而行。[39]6月，梁啟超接到李鴻章托孫寶瑄代復的信函，知其“頗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仍然堅持“此賊若在，阻力不小”，希望澳門總局伺機設法將其先行除去。[40]

保皇會在謀取劉、李項上人頭之時，並未忘懷於北方大敵。1900年4月12日梁啟超致康有為書中提到：“伯忠來書，有‘介現入都’之語，然則介所辦仍是在密一邊，非在明一邊也。”介，即介叔，陳士廉字。所謂明，即興師起兵，所謂密，則是暗殺行刺。當時康有為以“介、閑、勉合成一軍”[41]應對梁啟超關於廣東軍事部署的詢問，而梁知悉陳士廉仍在京師從事暗殺活動，故有此一駁。除保皇會直接指揮的行動外，羅普（孝高）還提出以金錢“使東人為荊、聶之說”，企圖利用日本人實現其夙志。[42]

保皇會的暗殺重點隨軍事行動南移，與之關系密切的唐才常等人，則以長江流域為主要用兵之地，北方清廷也是關注的重心之一。正氣會成立後，長江一帶的革新志士與哥老會群集麾下，唐才常赴港領取新加坡僑商邱菽園所贈三萬元資金，準備大舉起義，率會黨徒眾發難於江淮，占領南京、武昌，據長江之險，以號令天下。為了配合這一行動，請日本人田野橘次率海賊三十余人，“期於正月之祝節殺北都西太後”[43]。出發前田野橘次忽患重病，不能成行，改由正氣會幹事員沈藎代理。沈素持破壞主義，不屑於文字小道，在正氣會中，主持一切交通事務。正氣會成立前，沈藎“以事返上海，又蹈隙往北京，有所謀”[44]。所謀之事，應為主持行刺。梁啟超接到沈藎、唐才常、狄平等人來信通告此事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