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

戊戌政變後，亡走海外的康有為師徒為應付突如其來的重創和國內外風雲變幻的局勢，采取種種對策以圖力挽狂瀾。面對沉重的外部壓力以及與其他革新派系錯綜復雜的關系，保皇會內部在政略和戰略決策方面出現了各種意見分歧，其中一條主線便是革命與保皇的取舍。圍繞這一宗旨選擇而展開的矛盾沖突，幾乎貫穿了整個保皇會的歷史，並且幾度導致保皇會的內訌甚至組織分裂。

既往的研究雖然已經注意到庚子年為革命與改良的重要分界，但受革保雙方後來歷史記憶偏差或故意扭曲的影響，目光集中於漢口自立軍，又以非此即彼的兩極觀立論，強調保皇會與革命黨爭奪的一面，而將其內部的政見分歧與公開宣傳的差異，視為別有用心的權謀。台灣張朋園教授於1964年出版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在收集、研讀當時可見史料的基礎上，對有關問題作了迄今為止仍不失為最具洞見的論述。只是許多史料尚未問世，不解症結仍然存在，一些關鍵論據似能作兩可理解，加上歷史環境作祟，因而後續各書（尤其是海峽此岸的論著）並未采信其主要論點。

隨著收藏於美國、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港台和大陸等地的相關史料漸次發表，各個環節的事實真相逐漸顯現，已有學人繼張朋園教授之後指出梁啟超的“實為革命”並非騙人，而是其真實感情、理論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並進而論述了梁的革命活動、宣傳及其與康有為、黃遵憲就宗旨差異展開爭論的過程和要點[1]；復有學人從概念的發生演變入手，探討19世紀末20世紀初“革命”的觀念與行為在中國展開的歷史進程。[2]由此反觀保皇會內部的矛盾沖突，可見在“革命”被固定化神聖化之前，並非革命黨人的專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個人，也有政略的不同與利害的沖突。革命與否的分界，僅僅依據組織系統並不能夠劃分清楚。

由於各種已刊未刊資料被打散成為片斷，相關人事及因果時空的判斷存在不少錯誤，迄今未能恰當地連綴拼合，並據以恢復史實。已有的若幹判斷因論據尚嫌粗疏，難以征信定案。有的研究在個別問題上相當深入，可是不能兼顧各個方面，很難對相關人物搖擺不定的思想脈絡全面梳理，仍然不免見仁見智。[3]從相關人事前後左右的聯系入手，以求解開索扣，揭示保皇派言革人物的心路歷程及其革命言論的反響作用，對於庚子勤王與保皇會的研究，當可深入一層。

第一節　變法與自主

戊戌前康有為一派大抵堅守和平變法路線，但直到1898年，才出現自上而下實行變革的契機，令他們覺得可以施展抱負。因此“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等人略顯躁進的變政措施，明顯地表現出迫不及待的急切心情。德國強占膠州灣後，中國各界人士感到亡國危機迫在眉睫，紛紛行動起來，準備采取各種非常手段。面對旦夕危亡的時局，這種時不我待的心理，加上長期宣傳鼓動和結黨組織屢屢受挫，使得康有為、梁啟超開始考慮調整行動方針，以圖應變。關於此事，狄平的《任公先生事略》記載得相當詳細:

任公於丁酉冬月將往湖南任時務學堂時，與同人等商進行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當時任公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其時南海聞任公之將往湘也，亦來滬商教育之方針。南海沉吟數日，對於宗旨亦無異詞。所以同行之教員如韓樹園、葉湘南、歐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4]

此文的遣詞用字，顯然受後來時局變化的影響，觀念與事實均有所誇大變形。

不過，此文所記大要雖與保皇黨人後來故意掩蓋其一度嘗試武力反清的主導傾向不合，卻有相關材料可以印證。1901年康有為致趙必振信中說:

當戊戌以前，激於國勢之陵夷，當時那拉攬政，至[聖]上無權，故人人不知聖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度大勢必骎骎割鬻至盡而後止，故當時鄙見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開強學、聖學、保國之會，欲開議院得民權以救之。因陳右銘（寶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當時復生（譚嗣同）見我於上海，相與議大局，而令復生棄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氣，為中國第一；圖此機會，若各國割地相迫，湘中可圖自主。以地在中腹，無外人之交涉，而南連百粵，即有海疆，此固因膠旅大變而生者。誠慮中國割盡，尚留湘南一片，以為黃種之苗。此固當時惕心痛極，斟酌此仁至義盡之法也。卓如與復生入湘，大倡民權，陳、黃（遵憲）、徐（仁鑄）諸公聽之，故南學會、《湘報》大行。湘中志士於是靡然發奮，人人種此根於心中，如弟所雲是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