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第8/23頁）

梁啟超自稱上述為“心中所蘊，不敢自欺”，“現時所見如此，或他日有進，翻然棄之，亦未可定”。[57]其實這是堅持其戊戌政變後的一貫主張，將中國革新事業成敗的關鍵放在興民權立民政之上。梁啟超在《自立會序》中引述“西人之常言曰：國之所以有自立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立之權，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權者，由於其有自立之志與自立之行”。進而論道:

嗟乎！中國之失自立權也久矣，憂時之士，扼腕豎發，太息痛恨於執政者之非其人。夫執政者之罪，固無可貸焉。然豈不聞乎國者民之積也，未有人人不思自立，而國能自立者，亦未有人人思自立，而國猶不能自立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故我輩亦當責諸己而已。己苟能立，天下之事待我者多矣。[58]

就在復康有為來函的前一天，梁啟超致函孫中山，商議雙方合作共舉之事，勸說後者順應廢立事件後勤王呼聲日益高漲的時勢，改“倒滿洲以興民政”為“借勤王以興民政”，“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59]

梁啟超後來的行為，顯然實踐了他的諾言。他積極支持包括湖南、江浙維新派和革命黨在內的各派聯合長江大舉行動，而各派聯合陣營的實行民政、僅予康有為以虛名等決策，與梁啟超的設想相當吻合。所以，庚子保皇會的勤王運動中，作為第二號人物的梁啟超，由於得不到師尊與同門的認可和信任，實際上處於旁支的地位。梁啟超曾經主動請纓，要求到澳門主持保皇會總局，未得批準，只能遠遊海外籌款。

不過，對於梁啟超提出的“萬一”憂慮，康有為也並非毫無考慮。他曾親口告訴加拿大保皇會骨幹葉恩：“上不能救，則必自立，且言求廣東自立。”[60]在其使用的電報密碼中，既嚴格區分“孫黨”“我黨”，對興中會保持戒心，又有“一於定勤宗旨方易辦事”，“一於定革宗旨方易集事”[61]的權宜選擇，可見至少作為政治旗號，康有為和保皇會對於勤王尊皇的號召力及長遠性缺乏足夠的自信。

第四節　討滿與保皇

勤王運動流產和自立軍起義失敗的血腥，再一次令革新勢力感到，在清政府的統治下由和平方式尋求變革，實在是南轅北轍，加上保皇會使用海外籌款虛耗多而實效少，引起不少傳聞揣測，參與勤王密謀的各派勢力迅速發生分化。首先是湖南黨人對康有為不滿，繼而留日學生日益傾向革命，海外各埠華僑也日趨激進。環境壓迫之下，保皇會內部再度出現“言革”之聲，所引發的風潮，幾乎導致保皇會組織的瓦解。

仔細分析相關史料，庚子後各方面的激進傾向，或多或少與保皇會中一度“言革”的梁啟超等人有所關聯，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彼此共識共鳴的體現。1901年，擔任《清議報》總理的馮紫珊致函美洲保皇會，“述及留學生宗旨與吾黨不同之事”，梁啟超得知後解釋道:

此亦不過其中之二、三人耳。馮君忠愛之心最盛，義形於色，故直責之亦宜也。蓋此輩學生中，每憤激時政，深恨滿洲人，因而立言，觀其所出《國民》，想大略可見。但弟居東亦常與彼等談論，自能潛移默化之，終必為吾黨之用，不必過慮也。[62]

其實提倡討滿革命的留學生如秦力山、唐才質、鄭貫一等，均為梁啟超的學生，並且參與《清議報》的編輯。

秦力山憤於庚子自立軍失敗，對康有為極為不滿，與梁啟超卻仍然保持關系，繼續參與《清議報》的編輯事務。他到新加坡調查保皇會海外籌款賬目後，曾告知梁啟超，邱菽園有意再出十萬元，由梁啟超返回日本，主持內事全局。[63]對於秦力山，梁啟超既是“講堂說法更吾腦，廿歲浮生不二師”的蒙師，又是“自由平等經開鑿，獨立新民任主持”的精神領袖。而梁啟超也曾向他表示：“我所思兮在何處，盧（盧梭）孟（孟德斯鳩）高文我本師。鐵血買權慚米佛，昆侖傳種泣黃羲。”

1901年6月，秦力山在所辦《國民報》發表《中國滅亡論》，對康有為、孫中山均予以嚴詞抨擊，唯獨不涉及梁啟超。[64]此後，他“與任公尋仇，至不相往來”，原因很可能是其“宗旨唯在革命”[65]，主張“中國必須進行徹底革命”，“推翻現今的暴虐政府”[66]，而梁啟超卻不能痛下決心，依違兩可。

鄭貫一在擔任《清議報》編輯的同時與馮自由等創辦《開智錄》，公開鼓吹中國時局“正適一大革命之好時機也”，“有志於鑄革命之劍”。[67]1901年，梁啟超派唐才質前往澳洲雪梨，唐趁機抨擊保皇，宣傳革命，保皇會因“鄭貫一、唐才質相攻之事，於會事大有礙”[68]，但礙於梁啟超的面子，不便反擊，以致失去這一重要陣地。事後康有為抱怨梁啟超：“自唐才質往雪梨後，吾累與該埠書，皆不復，今一年音間絕矣。吾始欲攻唐，又礙於汝所遣往，今則已為唐化，無可復言。故汝雖不攻我，而攻我多矣。”[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