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會的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第7/23頁）

所說之事，不僅是匯款疏慢，以誤大事，顯然還包括宗旨的分歧甚至組織的異動。所以梁啟超在4月29日復康有為函中說：“弟子前此種種疑忌肆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願自改之。”

不過，梁啟超的懺悔，似乎僅限於對待康有為的態度應當保持尊師的恭敬，並非完全放棄宗旨和組織方略的權宜變化。所以接下來又明確表示：“至於同門不同門之界，弟子仍持前說，不敢因噎廢食”，主張“辦天下之事，須合天下之才，然同門之圈限已定而有盡，不同門之圈限未定而方長”[53]，並堅持自由之說。他從檀香山函告孫中山以“從權辦理”，這也就是他前此所說：宗旨務求獨立，方略隨時變通。[54]其“隨時變通”不僅對孫中山而言，對乃師同樣如此。

立儲事件後，保皇會加緊勤王籌備，但勤王的成敗系於光緒的安危，而保皇會恰恰無法保障光緒的安危。其時關於光緒病重的傳聞不絕於耳，對此康有為可以不顧一切，梁啟超卻對勤王的成功與否以及如何應對局勢變化表示擔憂。1900年4月13日，他致函康有為，討論勤王方略之後，謹慎而明確地提出兩點疑問，希望康有為明確答復：其一，

我輩所以如此千辛萬苦者，為救皇上也。從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實際尚極遠。如何然後可以使皇上脫離苦海，將直搗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敵榮下五軍否？即能敵之，俄人豈能不出而幹涉，以我烏合抵俄虎狼，必無幸矣。俄噬北京，實踐其勢力範圍，英、法豈肯坐視，是使我功敗垂成也。若先畫江以待力足，則我皇憂病之軀，能待我乎？先生所以處此者，望告。

其二，

現時皇上既已嘔血，外使覲見，言天顏憔悴異常，想病重久矣。……先生近日深惡痛絕民主政體，然果萬一不諱，則所以處此之道，弟子亦欲聞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極，又當百事草創之時，不能不鰓鰓慮及也。[55]

康有為如何答復，從4月29日梁啟超對其來書的復函中可以窺知大體。梁的答書全面反映了師徒之間的宗旨分歧，針對康有為“來示於自由之義，深惡而痛絕之”的表態，梁啟超直截了當地予以反駁，聲稱自己始終不放棄自由之義，“竊以為於天地之公理與中國之時勢，皆非發明此義不為功也”。而且梁啟超所說的“自由”，

非對於壓力而言之，對於奴隸性而言之，壓力屬於施者，奴隸性屬於受者（施者不足責，亦不屑教誨，惟責教受者耳）。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

他反對康有為借“自由”一詞的翻譯不妥而“詆其意”，“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

康有為“屢引法國大革命為鑒”，並指梁啟超“染日本風氣而言自由”，梁辯解道:

法國革命之慘，弟子深知之……雖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國也。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諸賢之論，施之於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於中國，適為興治之機；……而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

他坦然自認鼓吹法國革命並非受日本的影響，相反，“日本書中無一不談法國革命而色變者，其政治書中無不痛詆路梭者。……而至今之獨尊法國主義者，實弟子排各論而倡之者也。”[56]“且法國之慘禍，由於革命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禍，而非自由之為禍。”中國數千年無自由，歷代鼎革之慘禍，也不在法國之下。“且以自由而生慘禍者，經此慘禍之後，而尚可有進於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慘禍者，其慘禍日出而不知所窮，中國數千年是也。苟有愛天下之心者，於此二者，宜何擇焉。”

康有為堅持歐洲近代文明與法國革命無關，梁啟超對此表示“甚所不解”，並引據《泰西新史攬要》等書所載相關史實，力證“法國革命影響於全歐者多矣”，所以“泰西史學家無不以法國革命為新舊兩世界之關鍵”，更形象地稱法國革命為“十九世紀之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針對康有為明確表示今日“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梁啟超“不禁訝其與張之洞之言甚相類也。夫不興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國民的智富愚弱，關鍵就在於自由與不自由。而實現自由，須由自治。“弟子欲辯論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盡其詞，非有他心，實覺其為今日救時之良藥，不二之法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