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會與港澳

近代港澳被外國勢力以不同方式奪占控制，脫離了清王朝的管轄範圍，但在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畢竟與粵省乃至內地其他地方如上海等關系密切。而且當時兩地與內陸來往並無障礙，社會各界的交往移動相當頻繁簡便。同時，清政府的統治權力不能進入港澳，港澳與內地法律制度不同，無形中成為一些逋逃客的避難所，兩廣一帶會黨綠林盜匪的狡兔三窟，往往以港澳為其一。殖民統治下的港澳人士，了解世界大勢，國家民族意識開通較早，加上與內地聯系多，利害關系深，對中國的革新變革相當關注，除不斷發表書面意見外，有的還參與實際策劃和行動。港英當局基於自身以及整個英帝國的利害考慮和理念差異，對一些亡命客予以庇護。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等人亡命海外，自然選擇地近廣東、內外聯系便利的港澳為重要活動基地，以便組織指揮在內地展開的勤王運動，以及後來遍布全球的各項事業。可以說，港澳之於保皇會的存在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由於保皇會在港澳的組織與活動屬於秘密一面，當時固然諱莫如深，事後保皇派又始終處於政治發展與歷史記憶的主流之外，搜集相關史料，探究相關史實者為數不多。近20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台灣地區和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所藏史料被陸續披露，引起一些學人的關注，不斷有所探討。不過，此前對於保皇會的研究嚴重不足，許多函劄寫於軍情緊急之中，條理不清，又牽涉隱秘，利害相歧，態度不一，言詞各異，事實與傳聞相互糾葛，解讀相當困難，令人真偽難辨，更不易把握各種言行背後的所以然。

就保皇會與港澳的關系而言，涉及此事的論著本來不多[1]，與已出資料所提供的豐富內涵相比照，所余空間還相當廣闊。可以說，其內幕至今基本沒有得到展現。將各類資料匯集排比互勘，盡可能地充分解讀連綴，在重建史實的同時，力求揭示保皇會內部各派的復雜關系及其摩擦沖突。為了便於對已刊資料作必要的校注而不以己意曲解，排比原文較多，以便同好相與揣摩。

第一節　港澳二何

戊戌政變事起突然，康有為等人倉皇出走，除依賴英、日等國的救援保護外，毗陵粵省的港澳成為重要的急救中轉站。9月25日，逃到上海的康有為在吳淞由英國兵艦轉上開往香港的英國輪船公司琶理瑞號（Ballarat）船，即致電澳門《知新報》的陳繼儼（儀侃）、劉楨麟（孝實）、何廷光（穗田）等，告無恙，囑其救家人；又電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囑即移家澳門。9月29日晚，船抵香港，何東和港督所派之輔政司、總巡捕來迎，為防止清廷實施暗殺，將康有為安置在英巡捕房中居住。

康有為與港澳的關系，由來已久。戊戌之前，康有為曾經三次訪港。1879年，他舍棄考據帖括之學，以經營天下為志，轉而注意西書西報，“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2]。1887年和1896年，康有為又兩遊香港。他與何東相識於何時，以及如何相識，不得其詳。但由此開始的交往，卻為日後康有為亡命之際謀生存乃至從事政治活動提供了契機。

何東字曉生，原名啟東，1862年12月22日出生，後來成為香港華人首位獲得爵士榮銜者。[3]他本人及其家族擔任怡和洋行買辦，聚資百萬，相繼投資於航運、保險、金融、房地產、糖業、花紗、煤炭等行業，字號遍及長江流域、華南、華北各口岸及澳門、菲律賓、爪哇等地。1899年2月20日，趁英國商務局派員來華調查通商事宜之機，由何東發起倡議，全港紳商1700余人在中華會館集會，何東演說振興中國商務。[4]7月，又發起組織華商公所，以聯絡感情，推進華人商務。[5]

戊戌政變後，何東曾托人到廣州接康有為家眷，雖然後者已先期脫身，仍令康有為感到“俠士高義，令人感泣”。康有為到香港後，得到港英當局的庇護，安全無虞，生計卻不易維持，加上其一家大小先後輾轉來港，更加困難。10月6日，在何東的幫助下，康有為移居何家，何東“復贈金數千，以安羈旅，藉以濟宗族及供遊貲焉”。[6]

康有為到澳門的次數相對較少，關系卻更深。1896年11月，康有為由香港至澳門，與何廷光合議集股創辦《廣時務報》（後正式定名為《知新報》），成為繼《時務報》之後維新派的又一重要宣傳陣地。何原名連旺，“廣東順德人，其隸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賞有寶星，賜有榮銜，西洋人多以亞旺呼之，應於廣眾，情態甚謹。其捐候選道員之名曰仲殷，字穗田，父曰老桂，鹹豐初元，來從海上，因得起家。其後承充圍[闈]姓番攤各餉，積財產至百萬。次子即連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