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會與港澳（第4/40頁）

在何東、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以擴大聲勢，積聚力量，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

早在戊戌政變之前，康門師徒與港澳人士已經陸續舉辦了一些維新事業。1897年5月，康廣仁與何廷光、張壽波、張壽浯、張灝、陳桐若、陳蔚秋等發起成立澳門不纏足會，以響應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纏足會。後者由梁啟超、麥孟華、張通典、龍澤厚、張壽波、康廣仁、譚嗣同、汪康年、邵淩翰、吳樵、賴振寰等人發起並任董事，其章程規定：“本會總會設於上海，暫借《時務報》館開辦，各省會皆設分會，各州縣市集就入會人多之處，隨時設小分會。”[29]澳門不纏足會即公開聲明是上海總會的分會，財務方面與上海總會聯為一體。[30]澳門不纏足會的倡始人多達百余位，其中不少是省港澳地區的名流，如潘飛聲、朱淇、尤列、賴際熙等。[31]

1898年四五月間，澳門人士與萬木草堂弟子如張壽波、何廷光、麥致祥、陳士廉、劉楨麟、梁福田、陳繼儼、李盛銘、鄭仲賢等，又響應徐勤等人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戒鴉片煙總會，發起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擔任董事。鄺壽民和香港《華字日報》主筆潘飛聲等人，也發起成立香港戒鴉片煙分會。[32]據徐勤所撰《戒鴉片煙會章程》：“本會以寓日本橫濱大同學校為總會，廣東省城興隆大街公善堂、雙門底下街知新書局、香港《華字報》潘主筆房、澳門大井頭《知新報》、上海大馬路泥城橋大同譯書局、廣西省城聖學會等處作分會。”[33]這些以開通風氣為目的的組織，事實上成為康、梁一派動員和聯系港澳人士，使之關注中國維新事業的重要紐帶。戊戌政變後，這些組織依然存在，成為保皇會與港澳人士溝通聯系的依托。

康門師徒在澳門的另一活動重心是辦教育和宣傳。戊戌前張壽波即在澳門開辦原生學堂，收男女學生四十余人。[34]1899年，陳榮袞從日本來到澳門，設蒙學塾於荷蘭園，繼而創辦教育學會（後改稱蒙學會）。[35]1899年，張壽波與徐勤等人發起鏡湖茶談社，借原生學堂為會場，定期演講，原生學堂學生亦可參與其事。[36]保皇會還計劃在澳門開辦東文學堂，聘請在《知新報》任職的田野橘次任校長[37]；在香港創辦西文報刊，發表帝黨政策，引動白人。[38]1899年10月1日，澳門保皇派在原生學堂舉行孔子祭祀，“合學堂員董、茶談社員、東文館留學生、《知新報》館執筆人凡數十人，率原生學堂學童亦數十，此外同志來集者亦以十數……日人之留學生及東亞同文會員數人，亦來觀禮”[39]。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等人延續興學會的精神，組織政學會，“專以講求中東西各國政治之理法，以求適於中國今日之用”，研究西學之本，不僅包括政治學之下的國家學、法律學、行政學，而且旁及與之關系切近的哲學、群學、資生學等科，計劃設總會於日本東京，設支會於上海、漢口、長沙、澳門、香港、新加坡等處，所討論的題目有中國當遷都否、變法後安插舊人、改革厘金、變科舉、禁鴉片、行鈔幣、開鐵路、行警察、興學等方法。[40]

保皇會的上述活動，主要在明的一面，通過宣傳動員，聯絡有力人士。同時該會的當務之急還在運用武力手段勤王救上，恢復新政。而港澳毗鄰內地，尤其與保皇會依靠的勤王主力所在地兩廣地區聯系緊密，交通便利，更被當作籌備勤王大舉的基地和安置保皇會員內地家屬的庇護所。梁啟超曾提議用菲律賓散勇或從日本雇兵500名，“由港取省”[41]。針對清政府加緊迫害海外保皇會會員在內地家屬的做法，梁啟超提出:

一、各埠會中同志辦事出力人員，為奸賊所忌者，如欲先將家屬暫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來寓澳門，本總會同人自能設法保護妥當。

一、本總會聘有常年狀師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黨有意與我為難，本總會狀師必據理以爭，務使奸黨不得逞其志。[42]

稍後，梁啟超又建議在香港開辦鐵器公司和蠶桑公司，主要考慮是：一、“保皇會不能盡網羅中立之人”，設公司可以集股，聚款經商，開辟財源。二、以公司為掩護，“而借以助我正事”。所謂正事，一是“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二是“兼販我輩急需之物”。[43]關於前者，既要招呼來往的海外各地保皇會員，更要招待內地來港澳的勤王軍將，即各地的會黨綠林遊勇盜匪頭目。關於後者，主要是將保皇會在外洋購置的軍火向內地運送，甚至經營軍火買賣。3月20日，梁啟超致函康有為就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