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會與港澳（第2/40頁）

何廷光繼承其父的賭業，是澳門富貴成闈姓廠的後台老板，在澳門闈姓生意中占有不少股份，曾與葡人飛南第（Francixcon Fernandes）、劉學詢、盧九等人協議瓜分市場份額，並開設粵和昌繅絲廠。[8]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何為其“最得力之好友”，時時相助。

何廷光思想較新，“尤熱心愛國，惟不贊成激烈之主張”。據說他是康門師徒在澳門的“唯一東道主”，不僅慷慨好義，力任報事，出任《知新報》總理，使得康門得一重要據點，康廣仁（幼博）、徐勤（君勉）、麥孟華（孺博）、劉楨麟、何樹齡（易一）、韓文舉（樹園）、王覺任（鏡如）、陳繼儼、歐榘甲（雲樵）、梁鐵君等人群集其地，陳榮袞（子褒）、康圉子、張壽波（玉濤）等則各倡辦學校，以謀獨占該地之教育權，均大得其助。[9]

其時維新各派均看重澳門與何廷光，梁啟超自稱“以澳門為可用之地，何穗田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贊之”[10]；鄒代鈞則函告汪康年：“卓如在澳門大有陰謀。何穗田，虬髯之流亞也，可佩可佩。澳門一隅，不特為秦人之桃園、管寧之遼東，並可為海外之扶余，不可失也。君等如有意於澳門，幸為我留一席，願策杖從遊也。”[11]

1897年，何廷光響應康有為開巴西以存吾種的計劃，“擘畫甚詳，任雇船招工之事”，不果。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奏請各省開商務局，廣東由七十二行舉何廷光為總辦，而潘衍桐等欲攘局事，恰好岑春煊在康有為的舉薦下放廣東布政使，康乃以何廷光之事托之。政變發生後，康有為曾托何廷光等人營救其家屬。[12]康有為到港，除何東給與援助外，何廷光也慷慨解囊，“港澳賃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給，周入隱微”。康有為感慨道：“二何君今之俠士，義高海內，何可復得哉！”[13]

令康有為感動的，絕不僅僅是經濟援助，港澳二何的俠義，更表現於政治上的無畏。康廣仁被害，康有為托李提摩太代收遺骨，“寄交渣甸怡和行輪船，交香港（用西文信）渣甸行買辦何東轉寄便可得收。……再若運骨而歸，寄港船票，不用寫明何人收，但求將該票夾入西字信，一面直寄港，到港時，何東自然與弟料理妥當也”[14]。居港期間，康有為贈語何東:

中國以守舊不變法之故，遂至危削，民幾幾不保，耗矣哀哉！仆頻上書請變法，遭遇聖主，洞達萬國，審通時變，大舉新法，一掃兩千年之積弊。偽臨朝那拉氏，養私守舊，淫亂怙權，乃敢幽廢聖上，天地反覆。仆毗佐維新，密受衣帶，大為所忌，誣加逮捕。英國仗義保護，得還港中。何君曉生，夙懷慷慨。憂憤國事，疇昔抵掌，嘆為寡儔，聞吾之難，慨然自任，遣陳君欣榮，以救吾家，先下吾艦，以接吾館。以全家累君，為吾安族姻，為吾謀旅斧。君與夫人才識絕人，既忠且周，過於吾之自謀，遷來如歸，忘其旅亡。嗚呼！患難之際，至親密友，亦多有遠避卻顧者，君乃獨仗義相濟恤，濡沫有如骨肉，其遠懷曠識，古之義士如種成舍宅，魯肅指囷，何以加茲。吾奉密詔，奔走海外，乞師求救，君高才遠慮，為吾籌畫，周切深至，豈惟救吾身，實以救中國也。[15]

何東則秉其意公開為維新派的行為辯護。其時有自稱“當世求真士”者致函香港各報，詆誹康有為，何東特致函香港《每日報》予以辯駁，他稱贊康有為求維新，於中國國運攸關，而“當世求真士”反議論其為人，品格低下。“夫康之敗，不為可恥，誠為可惜，欲變中國之舊法而未能，欲維新中國之政府而未可”。中國因為守舊，大敗於日本，割讓旅順、膠州、廣州灣，若非各國互相猜忌，中國肥美之地，早已盡由守舊者租與外國。只有認真自強，才能除去戰敗之羞。維新各政，均於中國有益，守舊黨從此不能舞弊自肥，所以竭力阻撓。[16]

1899年7月，保皇會成立，很快在全球各地廣開分會，募捐籌款，積極籌備勤王舉義。10月，康有為因母病從美洲返港，實際目的是就近坐鎮指揮勤王復政。在港三個月，日本和中國內地的保皇會會員及相關人士紛紛來港，與康有為會面，商談有關事宜。[17]

這時清廷預謀立儲，急於掃清障礙，在密謀綁架行刺不遂的情況下，於1899年12月和1900年1月兩度發布上諭，公開懸賞購線，務求捉拿或行刺康、梁，並特調李鴻章督粵，加緊行動。李鴻章派劉學詢策劃，從康有為到港之日起，就密切注意其舉止行蹤，開始計劃利用孫中山誘捕，後又改用港澳之人，“法用誘用擄，活上斃次。上瞞港官串巡捕，如劫盜行徑，與國事無涉。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遠揚，相機必得”[18]。在港期間，康有為得到港英總督依據國際公法實施的保護，“匿在港洋行三層樓上，英巡捕十數人看守，刺客不能入”[19]，但還是幾度遇險。鑒於安全難得保障，清政府又屢屢通過外交途徑施壓，欲使港英當局將其驅逐出境，恰好邱菽園從新加坡寄贈千金，康遂避往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