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會與港澳（第3/40頁）

為了適應形勢，協調組織，1900年春，保皇會全面建制和調整機構，所定《保皇會草略章程》在總會之外，另立總局，“設於香港、澳門，以便辦事”。實際上總局等於總會的常設執行機構，因此有時又直接稱為總會。

另據大約同時制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

立總公司所，擇近內地通海外者為之。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皆港澳、日本忠義殷商合股所辦，主持正論，激昂忠愛，薄海共信，今公推為總公司所。兩報即為本公司之報，凡同志皆閱此二報。各埠捐款皆彙匯《知新報》、《清議報》妥收，有報館印章及總公司所印章、總理印章之收單為據。而《知新報》與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樞，尤為辦事之主。港澳皆公舉忠義殷實巨商為大總理，總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協理、幹事、書記數人，皆公選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20]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與保皇會，雖有明暗不同的差異，實為一而二的組織。但保皇會專以港澳為總局，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盡管肯定《知新報》“尤為辦事之主”，卻將港澳與日本並列為總公司所。這一體制上的歧異，導致後來日本與港澳兩地的保皇會機構不能有效地協調合作，產生了不少摩擦和矛盾。

所謂“港澳皆公舉忠義殷實巨商為大總理”，具體人事，澳門方面當指何廷光。馮自由稱：“康有為復分設保皇會於澳門，即以穗田為分會長，並兼總會財政部長。……穗田少入葡籍，與葡人多有瓜葛，康徒鹹恃為護符，是為保皇會在澳門全盛時代。”[21]1900年3月28日梁啟超致函康有為，對澳門總局的散漫狀況表示不滿，建議：“澳門為通國總會，必當更定一辦事條理乃可。弟子之意，當設一總理，總持各事，設一司會，專掌會計出納，此缺必當穗任之。出納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來書撥交某款者立撥；一由會中同人議定當撥某款者乃撥。”[22]可以印證馮自由所說。

至於香港方面的忠義殷實巨商，當以何東與保皇會的關系較為密切。1900年4月23日，梁啟超函詢康有為:

本會在香港頗有布置否？據來書所言，似全無之。曉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現時我輩在澳辦事之人，與港人氣味不甚相投，諒難吸之。而在港無一莊口，實屬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弟子頃於入會之外，復擬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現擬開辦一鐵器公司於香港（專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萬，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曉生、叔子肯為力否？此事乃兩便之道，以生意而論，亦不壞。而借以助我正事，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處無限無量，望設法更贊成之。

一周後，梁啟超致函康有為，又提及在香港開辦鐵器公司以及在省港交界的荒島開蠶桑公司事:

惟辦此兩事，亦有當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鐵器公司不知曉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數十萬易易耳。（曉近□吾黨事究何如，聞救護諸人頗得力。又先生來書有匯款與孺或曉雲雲之語，然則曉亦與聞各事耶，望示。）請先生以書勸之或勉等面勸之。[23]

其時梁啟超遠在美洲，對港澳的內情不知其詳，康有為在許多方面的確相當倚重何東。1900年4月，康有為受到西報攻擊，函示康同薇：“與曉商之，登西報辨之。至要！至要！”六七月間，康有為見中外開戰，“英已失和，吾可還港調度”，指示徐勤等人:

可與曉生商，今[令]商港督，若允，令港督電坡督，派兵輪保護，來坡巡捕官欲從吾還帶兵也。若港督允之，可與曉商，吾住屋似以租山頂樓為佳，想方今時港督必能多派兵保護，吾一歸即須住矣。抑港督別有地，聽其意。曉久已函慰。

並致函妙華夫人，告以“已托季雨、壽民問曉生商港督保護還港。若未妥，薇信可親問曉生得否，若得，告壽復電也”。[24]

康有為在香港期間及移駐新加坡後，以何東為匯款的中轉，1900年1月2日和4月9日，何東先後收到邱菽園的匯款2000元和5000元，分別轉交康有為和徐勤。[25]據清政府報告，保皇會在各地的捐款，一直由匯豐銀行匯往香港[26]，則何東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出具名義，後來才轉由鄺壽民負責。鄺氏開始在蘇杭街均安祥號，以後則辦和昌隆。留在港澳的保皇會員如梁鐵君等人，也得到何東的照顧。[27]

除了何東、何廷光等富商，保皇會還千方百計擴大聯系。徐勤曾致函崔子肩，贊揚其“俠心俠力，貴埠各事皆仗主持，敬佩無已，中國不亡之種子，即賴是矣”。並告以保皇會的計劃，“今日無他法，只求速起義師，以救皇上，而圖自立耳。……請公等速鼓舞各同胞，再接再勵，以救危局”。並專門注明：“崔子肩，南海三江司金紫堡沙坳鄉會圖十甲崔竟泉戶人。香港花旗領事書記陳紫珊其戚也。此事萬望留意，速速訪之”。[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