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自己的路

吳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對內容，拿給趙禎和徐平看。由於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話聯綴起來，稍加整理，沒時間過多潤色，是以帶有強烈的徐平風格。

趙禎看罷，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對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謙和，凡與宰相引座交談之人，無不言宰相有君子氣度。然與宰相共事之人，則說言辭雖謙和，然於公事持之甚堅，共事者難。先前與宰相坐而論道，朕有此感，然並不難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極是。對公事持之甚堅，宰相用心於事，勇於任事也。過之則為執，宰相謹記！”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過也。過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謝陛下提點。”

這是徐平一直以來的毛病，與人相處和和氣氣，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過於強勢。對上對下都不明顯，而同僚就會覺得難以共事。君與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級關系，是一種在上下級關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趙禎也開始感覺到徐平的這個毛病。好在趙禎嚴於律己，做皇帝能夠深自克制，對徐平的強勢，感覺不深。等到把言論一形諸於文字，這種感覺就一下子強烈了。論治國之道和理國之術，徐平幾乎是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態度在說。

漢太祖在秦末亂世，馬上取天下，當國之後求賢士大夫共治國家。到了宋朝，繼承了這個傳統，而且面臨內憂外患之時，鑒於前朝外戚、寺宦之禍，對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視為一個階層是不對的，這既不是地主階級，也不是讀書人，雖然他們大多是出自於地主階級的讀書人。士大夫是求賢，而不是對官員的任能，兩者有根本區別。

簡單地說，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識形態，即與政權的意識形態必須相符。在這個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問題。

一國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極端的朋友夫妻之間，意識形態也可能不同，這是社會的多樣性，強求一致會導致反彈。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我只看對我好與壞，事情表現出什麽樣的意識形態無關緊要。還有視屁股坐在那裏就應該是什麽意識形態為當然之理的，你是什麽出身，就應該是什麽意識形態。政權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就必然用統治階的人。

政權具有獨立人格，就超脫了階級，不能超脫，政權就無以維持。對於政權管理下的人來說，誰讓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這是很多人的態度，政權要調和，正是必須讓社會危機不碰觸這條線。這條線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不一樣，同樣的危機，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感受是不一樣的。

政權內部個人的意識形態各種各樣，但政權的意識形態卻是唯一的。不管是從朝廷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皇帝的角度來說，選擇與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務的，必然是與政權的意識形態相同，要從自己處於社會階層的個人利益中超越出來的人。對於皇帝來說，對政權的意識形態未必就有多認同，但為了管理國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來。

宋朝皇帝不只一個人說過，欲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選官用科舉只是手段，考的不是個人的能力，與以前的察舉制目的本無不同，選的是賢不是能。選出賢來之後，才有所謂的任能。選賢與任能，對於政權來說，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知道為什麽宋朝的進士對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員都不屑一顧，關鍵時候自己把持國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們代表的是政權的意志，甚至有的時候與統治者的意志並不一樣，政權對於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員，態度自然不會是多麽友好。這種事情歷朝歷代都是如此，以後也會如此。能夠把握好態度的，畢竟只是少數人。

左右天子方為大忠，就是從這個方向發揮出來的，忠的是政權獨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惜改換皇帝，這種事情也是會做出來的。

正是求賢，用的是符合意形態的人，所以對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並不緊要。當然有歷史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這種公德私德都無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節，一面站在制高點指點江山，一面挾妓遊玩。

公德無關緊要或者消失的時候，才會棄公德而求治私德。

無關緊要，比如認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誰能幫助我就用誰。這個時候對私德的要求看統治者本身，有的統治者視道德為無用之物，只要能辦事，官員愛怎麽幹就怎麽幹，法外之事皆可為，甚至違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對屬下嚴厲的統治者，就會去治官員的私德。不管是權還是物，我不給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說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有公德，人人都無私。公德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此時參與政權治理國家的，自然就會要求有更高的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