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自己的路（第2/5頁）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裏，一人之天下的時候，無所謂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讓你明白怎麽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斷於律，師於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時候，天下人就有同樣的公德，人人都是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覺悟。沒有這個覺悟，便教育你，屢教而終不改，則就是大家的敵人。教育是溫和的手段，作為敵我矛盾則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敵是也。

法家強求天下一律，不承認人的復雜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來見效快，矛盾積累得也快。國家面臨巨大威脅，有明確目標的時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調和妥協的意識形態，側重於安內。因為有一個緩沖層，矛盾積累得慢，而且也比較容易搖擺，能夠在妥協中求生存。天下為一家之永祀時，儒家表現為君王求賢，與賢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聖人。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時，儒家不強求一律，仍然是在復雜的社會矛盾中求妥協，不斷地調整以求生存。仁義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會亡於內部矛盾。面臨外敵的時候，講仁義沒有用處，終究還是要以力量對決。

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首先要問的都是自己人還是外人，不然就沒有了著力點。

法家利於對外，儒家善於對內，沒有什麽絕對的對或者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為優，放下內部矛盾以對外敵，儒家的各種規矩此時不合時宜。當外部沒有巨大威脅的時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長久地對自己人，不然終亡於內亂。

道家和墨家講小政府和無政府，天下自治，不適全大一統的中原政權，先被淘汰。

中國文明早熟而且延續，延續自不必講，早熟就是先秦諸子幾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種手段都提出來了，並且在漫長的歷史中都被使用過。這些治國理論不是意識形態，只是治理國家的辦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種各樣的政策，是對於政治結構的探討。

正是因為儒家法家不關意識形態，統治者對此是不敏感的，以為這是事關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對統治者生死攸關，就把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搞混了。

秦漢是實踐先秦諸子思想的朝代，意識形態是相同的。

秦漢在意識形態上大致相同，秦亡於內亂，漢朝吸取教訓，以儒家代法家，對內開始講調和。正是在這個調和的過程中，漢朝在秦朝政治統一的基礎上，完成了文化統一。

我們之所以為漢人，就是在秦漢這兩個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區別早已經不明顯，名為儒家的士大夫中實際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來攻擊政敵，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還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執為中心的官僚執政集團，這只是治國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脅增大的時候，法家思想擡頭，是自然而然的事。黨爭最激烈的時候，新舊兩黨實際上都雜儒法，誰也不是純潔的儒家信徒。只是對於儒法兩家的手段，有的主張對內，有的主張對外。而涉及了內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識形態。

天下不是只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自然就有內外兩個部分。內外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直延續幾千年的華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怎麽分，怎麽對自己人怎麽對外人，都是意識形態的爭吵。講中國古代不分國家和民族是不正確的，中國在統一完成之前就開始分了。

意識形態對內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還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權是私天下，還是公天下。這是第一個問題，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這個問題解決政權的合法性。

講歷史，經常把秦漢並舉，隋唐連稱，唐宋連稱，元明清連稱。隋唐連稱，只是延續秦漢慣例，有政治上的繼承。唐宋連稱比較怪異，因為中間隔了一個五代，就像把元朝隱去連稱宋明一樣。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與宋卻不可分割，不然說不清宋朝。

有講唐宋並革，從方方面面舉例子，指出這個時代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實各種轉變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識形態在這兩個朝代發生了重大轉變。

唐太宗言，“自古皆貴中國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句話落實到國策上，就是改變了中國一直傳承的內外有別的意識形態。徐平講仁不施於外，就是從這句話來的，唐朝的教訓，讓宋朝對內外之別格外敏感。他不這麽講，就是士大夫之公敵。

自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天命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開啟了一個漫長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