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憤中掙紮（第4/15頁）

以上是黃恩彤記錄下的《南京條約》附件簽署過程中，中英雙方關於鴉片問題的交涉內容。看得出來，英國人時刻沒有忘記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是清政府的代表則顧忌道光皇帝的禁煙立場，不敢答應英國人的要求。不過這番交涉雖然沒有達成協議，但後來在實際層面上，英國商人走私鴉片不但沒有被禁止，反而變本加厲。清政府代表在鴉片問題的談判和條約中一再回避，也是鴉片後來能夠繼續走私的原因之一。但是道光皇帝的禁煙態度一直是未曾改變的，堅持禁止鴉片不讓其貿易合法化，一直是道光皇帝的主張。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日（1843年12月1日），道光皇帝在給兩廣總督耆英的諭令中，再次提到了禁煙問題：

朕思鴉片雖來自外夷，總由內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陽奉陰違，吸食之風既絕，興販者即無利可圖。

統飭所屬，申明禁令，此後內地官民，如再有開設煙館及販賣煙土，並仍前吸食者，務當按律懲辦，毋稍姑息。特不可任聽關吏人等，過事誅求，致滋擾累。總之，有犯必懲，積習自可漸除，而興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除了諭令嚴禁鴉片之外，道光皇帝還特別關照沿海各督撫，要時刻警惕來自海上的走私販煙船。例如，當他接到山東巡撫梁寶常關於登州府下屬的榮成、文登、福山等縣有兩只雙桅洋船停泊，內有廣東、江西等省的不法分子駕舢板船，想要和當地的商民進行貿易，試圖私販鴉片的奏報後，即刻下令讓當地督撫務必嚴禁海口商販私自交易，以防止鴉片走私流入內地。又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48年1月21日）巡視中城禦史志魁上奏，說編查保甲時發現名叫杜焜的長期吸食鴉片者，道光皇帝立即下令將志魁這件事“交部敘議”，以資鼓勵。

對於吸食、販賣鴉片者，道光的態度依舊是嚴懲不貸。然而縱觀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的禁煙，已經沒有當初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時的那種決心和豪氣。戰爭的失敗，使得一些本來主張嚴禁鴉片的大臣，大多處在一種無權的尷尬位置，或者是意志消沉。例如林則徐，那個時候還在屯墾邊疆。因此道光皇帝雖然繼續力主禁煙，但也只是政策不出紫禁城，無人落實，或是打折扣地執行，使得鴉片走私在戰後呈有增無減的態勢。作為最高統治者，這對於道光皇帝來講無疑是悲哀的。至於鴉片戰爭後，鴉片在中國究竟泛濫到什麽程度，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記載來了解。

德衛司在他的著作《議和後之中國》中寫道：

廣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後，鴉片整箱運輸街市中，直如非違禁品。

《中外記事報》這樣寫道：

鴉片貿易及吸食均成公開，並不隱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見有運販往來。

而《鴉片戰爭史實考》中列舉的統計數字，更能讓我們切實地感受到鴉片在中國泛濫的觸目驚心的景象，大致如下：

1847—1849年，鴉片輸入平均每年一萬八千八百十四箱，價格是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元。1840—1850年，英國輸入鴉片的箱數對比數字為：1840年是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上升為三萬四千零七十二箱；1848年上升為四萬六千箱；1850年則達到了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五箱。

從對比數字來看，僅僅1840年到1850年這十年間，鴉片進入中國的箱數就翻了一倍多，而且全部是走私流入，這種愈演愈烈的形勢，幾乎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道光皇帝“禁煙未曾變”的態度，事實上只停留在他的腦海裏，很多時候封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般威武，他的意志並非都能被貫徹執行。這其中有各級官吏的自身利益問題，當然根本問題則是體制原因。然而作為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道光皇帝是不可能去思考國家體制問題的，因此未來的道路，他只能是在悲憤和壓抑中，繼續保持對這個世界的控訴，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3. 台灣冤案

《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的簽訂，標志著鴉片戰爭的正式結束，但是中英雙方的局部摩擦與較量卻始終沒有停止。就在雙方簽訂條約不久後，璞鼎查所率英軍以等候清政府釋放俘虜為名，強行占領廈門鼓浪嶼，並對清政府代表施加壓力，以“台灣的英軍俘虜被殺害”為名制造事端，要求清政府向英國政府謝罪和賠償。

為什麽中英雙方在戰後還會出現這樣的摩擦？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得從戰俘本身說起。

鴉片戰爭期間，被俘的英軍士兵大部分都已經放還，而英軍侵占台灣時，有一百多名被當地的軍民俘虜，一直拘押在台灣。當璞鼎查派下屬去要人時，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告訴他，這一百多名俘虜中有的已經因病死亡，有的已經按照大清法律正法，目前依舊在押的只剩下九名軍官，以及因遭遇台風被台灣當地百姓救起的軍官和士兵共二十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