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計劃（第4/6頁）

尼韋勒信心十足。他把自己的指揮部搬進一座屬於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的豪華城堡。他甚至把自己的酒窖也搬進城堡。他像大元帥那樣做出各種任命，其中包括在凡爾登戰役中跟隨著自己的嫡系（“屠夫”曼京也在其中）。他不喜歡的人只能靠邊站。福煦被流放到處於休眠狀態的瑞士戰場。

貝當、卡斯特勞等人變成無人理睬。除了尼韋勒外，別人都不重要。此時的尼韋勒，因為高傲而正處於極度的孤立狀態，他繼續為他幾周後就要開始的拿破侖式的打擊進行著各種安排。

就在此時，冒出一個嚴重問題：幾個法國最有資歷的指揮官確信尼韋勒的計劃沒有成功的希望。也許可以把黑格及其手下將軍的不積極態度視為酸腐的葡萄而拋棄，但是貝當、福煦、弗蘭謝·德斯佩雷都爭辯說尼韋勒計劃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去迎接一場災難，甚至阿爾弗雷·米歇勒（Alfred Micheler）將軍也有同感（他被任命為尼韋勒大規模機動部隊的指揮官）。沒有人聽這些法國將軍的話：勞合·喬治不聽，法國總統不聽，法國總理也不聽。

1916年底，加利埃尼的門生、法國最聰明的殖民地軍人路易斯·利奧泰（Louis Lyautey）被從摩洛哥召回，做一次短暫的戰爭部長視察。當他了解到尼韋勒正在著手進行的計劃時，這位法國未來的陸軍大元帥表示懷疑，他大聲叫道：“這個計劃是為蓋羅爾施泰因公爵夫人的軍隊制定的。”蓋羅爾施泰因，是滑稽歌劇中虛構出來的國家。但是，還是沒有人聽取他的意見。3月份，保羅·潘勒維（Paul Painleve）成為戰爭部長（白裏安政府垮台了，原因是利奧泰拒絕與其他政府官員分享軍事秘密），他使勁想說服尼韋勒將進攻規模減小、降低期望、削減風險。在能做決策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人願意聽他的勸告。

背景：情感和理智

1917年，士氣成為關鍵的問題，不僅前方的士氣重要，後方的士氣也很重要。隨著犧牲的士兵和平民越來越多，社會感到難以負擔。在大戰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熱情都很高，可是如今已經沒有人還能保持熱情，因為人們感到為戰爭而犧牲生命和忍饑挨餓換不來任何有價值的結果。士兵要求回家；如果不能，他們要求知道為什麽。父母要求自己的兒子回家；如果不能，他們要求知道兒子為什麽而死。所有人都要求歸還自己失去的美好生活。

面對這樣的情況，各國政府都采取多種手段應付。各國政府都加大了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力度。各國政府都更加強調宣傳工作，鼓勵那些雖然不滿現實但還沒有開始反對政府的人提高其對政府的忠誠度。自1914年8月開戰以來，各國政府都在不斷地改進其控制、操縱信息的能力，使之越來越系統化、越來越先進、覆蓋越來越大的範圍。這種努力逐漸變成政府必不可少的功能。

宣傳做得越成功，戰爭就越不容易結束，這是顯而易見的。“世界好像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人類和德意志。”英國作家盧迪亞·吉蔔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家倫敦報紙上宣稱。柏林的作家也用類似的語言評論英國。各國的宣傳都在說，這場戰爭無法用政治辦法解決，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搏鬥，必須采取以惡制惡的手段，人類的生存和文明在這場戰鬥中處於危險之中。相信了這樣的宣傳後，沒有人相信這場戰爭能依靠妥協的辦法換來和平。

歐洲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使歐洲各國政府有能力控制輿論，也使歐洲各國有能力打一場世界大戰。在所有交戰國中，特別是最發達的交戰國中，工業化把數百萬傳統的農業人口帶入高速發展的城市。於是，為了使勞動大軍有文化，就有了教育城市人口的需要，這需要大幅削減了報紙的成本。社會上出現大量有閱讀需要的公眾，也就出現了吸引公眾的新辦法。倫敦在1914年的時候有16家報紙，最大的一家每天能賣出100萬份報紙。德國有4000種報紙，這些報紙中的一半是日報，訂閱量驚人。

報紙的讀者並不一定獲得最高質量的信息，但是他們獲得的信息是他們的祖輩們從來沒有見過的。現代生活的壓力和機會使讀者出現政治傾向。人們理解社會中的許多問題與自己有關，他們開始形成不同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感到自己有權表達自己的想法。隨著戰爭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比從前更黑暗、更艱苦，政府感到必須花費更大力氣說服他們忍耐。

宣傳戰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大戰之初，愛國主義的狂潮不可避免地橫掃各國的民眾，人們聽到和讀到的盡是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自己國家偉大的軍隊馬上就要取得勝利，自己國家參戰有高尚的理由，敵人的醜惡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幾乎沒有必要，因為許多報紙的老板就跟瘋了一樣。只有極少數報紙老板持有懷疑態度，並找到合適的途徑表達出來。曼徹斯特的《衛報》是少數中的特例，這份報紙說：“英國參加一場危險的戰爭，這場戰爭將使英國損失所有我們感到驕傲的東西，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將一無所獲。”後來，這樣的少數派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