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

柯尼希斯瓦特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羅·梅特涅才到家。聖誕樹在塔蒂阿娜的房內點亮，我們以香檳及果醬餡餅慶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燒掉寫有新年願望的小紙片，喂蘇格蘭犬“雪莉”吃很多點心——後果慘不忍睹！

現在我正在收拾行李，準備搭午夜列車回柏林。

柏林　1月2日，星期日

母親陪我坐車到馬林巴德車站，雪下得很大。火車照例遲到。我們在冰庫似的車站裏坐了一小時。正當火車駛進站時，空襲警報聲響。本來搭夜車就是希望能夠避開每晚幾乎都會發生的空襲，還是逃不過；一大早抵達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錯了車廂，裏面擠滿從巴爾幹半島返國、東倒西歪的士兵，個個儀容不整，大多臉上蓄著幾個星期沒刮的大胡子。他們立刻開始整理頭發，穿衣服。後來一位女性稽查員叫我換車廂，但因為飛機還在頭頂上飛來飛去，我決定留在原地，接受母親每次在信中譏稱為“穿藍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價小說裏讀來的）的保護。她必須冒著空襲坐車趕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擔心；我也替車上的乘客擔心，因為火車在雪地上會非常顯眼。不過盟軍飛機顯然有更重要的目標待炸，我們平安抵達萊比錫，正好趕上另一班火車。

到柏林城郊時，火車又受阻四個半小時。多處鐵軌被炸壞，火車必須輪流等待通過。有些乘客變得歇斯底裏，從窗口爬出去，決定步行。我留在車上，終於在下午3點抵達安哈爾特車站，接著發現一輛開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駛的巴士。

據我觀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離開時比較起來，變化不大，倒是整潔了些，街道上的殘物多已清掃幹凈。我們家那一區比我經過的其他區域都糟，因為有兩枚空雷分別落在呂措大街兩邊，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廣場，周圍別墅全被炸毀。廚子老瑪莎帶我巡視整棟房子，眼前景象令人驚駭：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飄進來打在鋼琴上……我把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火雞和葡萄酒放好，喝了點湯稍事休息，再搭火車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靜。廚子給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來給職員的聖誕禮物）。雖然管家曾經對羅瑪莉·舍恩貝格抱怨說，我們倆住在這裏時，家裏“簡直跟美國西部一樣鬧哄哄的”，但看見我她似乎還是很高興。

吃過晚餐，我只從行李中拿出一點東西就上床了，因為我覺得這次並不會住太久。深夜2點，警報開始響。波茨坦城裏及附近射擊聲不斷，因為家裏只有我和女仆們，大家便乖乖到地窖裏去躲避。我的神經衰弱顯然沒有改善，聽見幾枚炸彈咻咻飛進官邸附近，仍嚇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個幾小時，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準時九點到辦公室。以前情報司有好幾個辦公地點，現在只剩下前波蘭大使館一棟建築，司內工作等於停擺，每個人都想趕在下午4點離開，好在天黑空襲開始前趕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幾個小時進城，其中一位秘書來回車程需七小時，所以等於只工作一小時。換作是我，根本不來了。

我們八個人在同一個房間內上班，那是前波蘭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華的衣櫥、鏡子和美麗的地毯之外，實在不太適合當辦公室。每個人的神經似乎都拉得很緊，前幾天樓下兩位秘書才打了一架。我發覺人們不堪其擾的臉孔比殘破的街景更令人沮喪。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沒機會從極度疲勞裏恢復過來的結果。

法官裏克特急壞了；前兩次空襲中有幾枚炸彈落在韋爾德村裏，而他的家人（太太和兩個小孩，一個1歲，一個2歲）住的房子沒有地窖。他即將前往意大利六周，與拉恩大使會合，我提議他帶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現在收容了很多來自遭轟炸城市的難民，一定很樂意接納她們。

我的直屬上司布特納顯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許是因為頭部受傷的關系。不過他已將羅瑪莉·舍恩貝格和厄施·馮·德·格勒本調來我們部門，讓我很開心。我很高興看到除了他之外，司裏所有的好人幾乎都留在柏林，不過聽說我們即將撤退到西裏西亞與捷克邊界上巨人山內的一個名叫“克魯曼修柏”[23]的村莊；整個外交部都會遷過去，上級希望我能夠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照片档案（舊档案已在11月的空襲中被毀）。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為可用資料太少。

整個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後和羅瑪莉、亞當·特羅特去瑪莉亞·格斯多夫家吃便餐。一如往常，那裏客人還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幾天布特納要求羅瑪莉·舍恩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來上班的人列清單出來，結果她把司裏所有職員全列了上去，無一例外。可想而知，他當然暴跳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