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竊的信

精明過頭，乃智者大忌。[1]

——塞內加[2]

18？年秋天，巴黎，一個起風的傍晚，夜幕降臨後，在郊外聖傑曼區，多瑙街三十三號第四層樓上，我正陪著朋友C.奧古斯特・迪潘，坐在他那間小小的後書房或者說是書櫥裏，我一邊沉思，一邊用海泡石煙鬥抽著煙，不勝愜意。至少有一個鐘頭我們是深陷在沉默之中。此刻若有人碰巧來訪，就會看到我們倆在心無旁貸地吞雲吐霧，直弄得滿屋子烏煙瘴氣。不過，我正在暗自思忖著天剛擦黑時我們倆談論的某些話題，我是指毛格街事件和瑪麗・羅熱謀殺案之謎。無巧不成書。就在此時，房門被推開了，進來一位老相識，巴黎警察局長葛××先生。

我們熱情地迎接了他。此人雖相當卑鄙，但也著實有趣，加之我們已多年未曾與他謀面。我們原本坐在黑暗中，此刻迪潘起身要去點燈。可一聽葛先生說，他是來找我們商量，或幹脆說是來向他請教一些麻煩透頂的公事的，就又坐了下來，不去點燈了。

“假若是需要沉思默想的問題，”迪潘住手不去點燈，說道，“那我們還是坐在暗處細想好些。”

“這又是你的一個怪念頭。”警察局長說。他對於自己不理解的每件事，統統冠之以“怪”，因而他總是生活在連翩而至的“怪事”之中。

“很正確。”迪潘說，一邊遞給客人一支煙鬥，又推了張舒服的椅子給他坐。

“這次遇到了什麽麻煩？”我問，“但願別又是什麽謀殺案吧？”

“哦，不是，不是那類事。說實在的，這件事委實很簡單，我確信我們自已完全能夠處理好。不過，我想迪潘會願意聽聽這件事的細節，因為它確實怪得過了頭。”

“又簡單又怪。”迪潘說。

“呃，是的，不過也不盡如此。說真的，我們都對這事感到大惑不解，因為事情看起來如此簡單，可就是束手無策。”

“也許正因為它太簡單的緣故，你們才被攪得茫然無措的吧。”我的朋友說。

“你真是胡說八道！”警察局長開懷大笑地答道。

“也許這個疑案是有點太白了。”迪潘說。

“噢，天啦！誰聽說過你這樣的看法？”

“有點過於不證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客人樂壞了，放聲大笑起來。“哎喲，迪潘，你真地要笑死我！”

“那究竟有什麽事要解決呢？”我問道。

“別忙，我會告訴你們的。”警察局長回答。他安閑而若有所思地長長地吐了一道煙，在椅子裏坐好了。“我幾句話就可以告訴你們，不過，事先讓我提醒你們，這事須絕對守密。假若有人知道我將此事泄露給別人了，我很可能就要丟掉這頂烏紗帽。”

“接著說吧。”我催道。

“要不就別說。”迪潘說。

“說就說吧。我從高層人士那兒聽到個秘密消息，說皇宮裏丟失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誰，已經知道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人家親眼看見他拿的。另外還得知這份文件還在他手上。”

“怎麽會知道的呢？”迪潘問。

“這從文件的性質就可推斷出來，”警察局長說：“而且，如果文件一朝脫了偷信人的手，馬上就會引起某種後果，這後果暫時還未出現；——也就是說，最終他肯定要盤算著怎樣利用這封信。現在他是將它派了用場了。”

“說得更明確些吧，”。

“好吧，我敢冒昧地說，這份文件能使它的持有者在某方面具有某種權力，而這權力在這方面的價值是無可限量的。”警察局長喜歡賣弄外交辭令。

“我還是不甚明白。”迪潘說。

“不明白？好吧。這份文件若是泄露給了第三者（我不會說出他的名字），那一定會影響到一位地位高貴的要人的聲譽。利用這一點，持有這份文件的人，就會隨意支配那個聲譽卓著的要人，他的名望和安寧就要受到威脅。”

“不過這支配行不行得通，”我插嘴道，“得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者清楚就是他偷的。誰敢……”

“偷信的人嗎？”葛先生說，“就是德××部長。他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正當的或不正當的都做下了。偷竊之術真是大膽而又巧妙。那份文件——說白了，是封信——是失竊的那位貴婦人獨處王室客廳時收到的。她正細讀著這封信，突然闖進來另一位要人，而她偏偏又不想讓他看到這封信。於是慌慌張張地將它死命地往抽屜裏塞，無奈塞不進去，只得把它攤放在桌上。不過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雖露在外面，內容還是沒暴露，這才逃過了來者的注意。就在這關鍵時刻，德××部長進來了。他銳利的目光一眼就看到了信，認出了信封上姓名地址的筆跡，而且，收信的貴婦人的那種慌張神情，使他一下就窺探到了她內心的秘密。他像平常那樣匆匆辦了幾件公事，然後拿出一封信來，這信和貴婦人的那封信多少有些相似，他拆開信假裝讀著它，然後將它並排和那封信緊放在一起。他又說了約莫刻把鐘的話，無非是些公事，終於起身告辭，順手從桌上拿走了那封不屬於他的信，這一切收信人是看到了的，但有第三者站在身邊，當然不敢挑明這一事實，那位部長將自己那封無甚要緊的信留在桌上，揚長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