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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領袖，聖名不容玷汙。

我在歐洲待的那一年裏，從沒踏足德國，大部分時間都在法國和瑞士登山。不過我們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來自德國的登山者：有些德國人很友好，有些則不。我第一次見到讓-克洛德和理查的時候，我們三個人望著艾格爾峰北壁，一致認為憑借當今的登山技巧和技術，壓根兒就不可能登上這一面山壁，當時附近有五個非常緊張、非常嚴肅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國人在高談闊論，仿佛他們真的要去攀登艾格爾峰的北壁。當然啦，他們不會這樣做。他們就連山周圍的冰隙都過不去，估計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該放棄他們大膽的探索了。

為了準備我們的德國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國，他必須去那裏結束一些金融業務，後經由瑞士去了蘇黎世，又向北到了邊界地區，從那裏換乘火車，因為那時候德國火車的鐵路軌距與周邊國家的並不相同。這當然是德國的鄰國所采取的軍事防禦措施，即便愷撒大帝從前的土地早已因為《凡爾賽和約》而變得毫無危害了。雖然我們坐在火車包廂裏（這還要多謝布羅姆利夫人的開支），可理查還是小聲告訴我，現在的魏瑪共和政府就是一個相當無能的左翼辯論學會。

隨後，在那天早晨，我們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烏雲快速向西飄去，而我們的火車則向東行駛。1924年11月的德國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點兒摸不著頭腦。

德國的村莊非常整潔，都裝有飛檐，一些現代建築挨著住宅、公共建築，而這些住宅和公共建築看上去像是從中世紀時就已經存在了。鵝卵石被雨水打濕了，反射著微弱的日光。有幾個男人在村裏的路上走著，他們的穿著打扮很像是種田的農夫或工廠裏穿著吊帶工裝褲的工人。不過我還瞥見幾個男人，穿著時髦的灰色雙排扣西裝，拿著皮質公文包。不過我透過火車車窗看到的每一個人，包括農民、工人和商人模樣的人，看上去……都像背著包袱。仿佛德國的地心引力比英國、法國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連穿著西裝的年輕男子打著被雨打濕的雨傘匆匆而行時看上去都有些彎腰駝背，微微佝僂著，頭低著，眼睛擡也不擡，仿佛每個人都背負著無影無形的重擔。

隨後我們穿過了一片工業區，在那裏，大量礦渣之間是一排排磚和煤渣磚蓋成的又長又臟的建築物。很多塔狀建築和工業煙囪噴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燈的燈光照射到了飄飛而過的雨雲之上。在這裏我連個人影都沒看到，方圓好幾英裏內都是這些醜了吧唧的工業用整塊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礦渣、沙子和廢棄物，這些東西在雨中快速從我的火車車窗前掠過。

“去年一月的時候，”理查說，“德國政府拖欠了給條約締約方的賠款。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從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國政府請求協約國同意延期償付賠款，至少要等到德國馬克開始升值時再行賠付。協約國的答復是由法國給出的。前法國總理，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龐加萊派法軍占領了魯爾工業區和其他位於德國腹地的工業區。去年一月，這些軍隊來了，當時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是23︰1，然後一路跌到1800︰1，後來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試著去理解他的話。我一直很煩經濟方面的事兒，從前了解到法軍進入德國占領了這片工業區時，我當然沒注意到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占領工業區這事兒會對德國經濟產生什麽影響。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說著向我這邊探了探身，用略高於耳語的聲音說，“得用40億德國馬克才能換一美元。因為魯爾法軍在監視所有的工業生產、內河交通和鋼鐵出口，德國實際上是被一分為二了。在我們路過的每個工廠裏，所有德國的工業工人其實都處於占領工業區的法軍的武裝警衛和監督之下，這些工人去年宣布罷工——而且，和魯爾的工廠一樣，在大多數這些工廠裏，鋼和其他產品的真正生產活動都已經停止，這是因為德國工人消極抵抗，總是搞破壞，甚至打起了遊擊戰。法國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驅逐出境，還把他們認為的怠工頭頭兒排成一行槍斃，可結果還是無濟於事。”

“老天。”我說。

理查沖著街上的男男女女點點頭。“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們的銀行戶口裏有百萬馬克，也不夠買一磅面粉，或者幾個爛胡蘿蔔。買幾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氣，指著雨水滑落的窗外我們正要進入的慕尼黑郊外。“傑克，那裏的人都很泄氣，而且民怨沸騰。去見西吉爾時可得加倍小心。雖然美國人對這場戰爭的勝利只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依舊算是異類。不過很多人，並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國人和法國人就討厭，在慕尼黑，讓-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