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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小心的。”我說，甚至不肯定在這個奇怪、悲傷又憤怒的國家裏，需要怎樣“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並沒有提前訂好賓館。我們買了晚上10點回蘇黎世的臥鋪。我有點兒想不通這一點，因為我們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華酒店房間的費用算在布羅姆利夫人的預付款開支賬戶上。我知道，和讓-克洛德不一樣，理查既不恨德國，也不恨德國人——我還知道，自從一戰爆發以來，他經常到這裏來——所以，根本就不是因為焦慮或害怕，我們才會連個好覺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離開這裏。我感覺，就是因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魯諾・西吉爾見面，所以理查才會陷入這種我不理解的憂心忡忡的狀態。

西吉爾在一封簡短的電報裏說他同意和我們見面——就見一小會兒，因為他是個大忙人（他就是這麽說的）——地點就在慕尼黑東南邊一家名為貝格勃勞凱勒的啤酒館裏。見面時間定在晚上七點，我和理查還有時間把我們的行李寄存在火車站，在車站頭等車廂休息室的衛生間裏稍稍梳洗一番，然後打著深色雨傘，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沒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兩個鐘頭，然後坐出租車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舊，稱不上風景如畫，一點兒吸引我的地方都沒有。雨依舊很大，雨點砸在石板木瓦房頂上，一條條街道上既昏暗又陰冷，和任何一個波士頓的十一月夜晚毫無區別。自打我知道要來德國之後，我總覺著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觸德國，應該是在美麗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樹下的大街上閑逛，街上還有數百位穿著考究又友好的德國人，向我說“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傾盆而下，出租車車窗刮雨器徒勞地刮擦著玻璃上的水流，我們穿過河上的一座橋，橋很寬闊，卻空無一人。幾分鐘之後，那位非常不客氣的出租車司機用蹩腳的英語宣布我們到了——也就是緊鄰羅森海馬大街的海德豪森區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並且找我們要三倍車費。理查仿佛是在點數假錢似的點數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國馬克，沒反駁一句話，就付了車費。

啤酒館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貝格），Bräu（勃勞）和Keller（凱勒）幾個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個拙劣的圓形雕花環中間，這個石雕花環是橢圓形，凹凸不平，底下是個石拱頂。雨水從陡峭的石板房頂上和溢滿水的檐槽裏流到石拱門上，再嘩嘩向下流淌。穿過拱門走到真正的大門，就好像是正在走進火車站而不是什麽酒吧或餐館。不過好在到了門廳之後總算不用淋雨了。

當我們真正到了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裏面的時候，理查和我都驚訝得一步也邁不開了。

這裏得有兩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邊用碩大的石杯大口喝著啤酒，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裏開鑿而成，而且這個地方簡直巨大無比，充斥著回聲，更像是個巨大的會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見過的各類餐館或酒吧。說話聲，手風琴樂聲——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嚴刑拷打時發出的叫喊聲的話——向我襲來，真像是一股沖擊波襲來一樣。這裏的氣味是另一股沖擊波：三千個只是胡亂洗洗或根本就沒洗澡的德國人，從他們所穿的粗糙衣服來看，大多數都是工人，他們身上的氣味混雜著濃濃的汗臭味就像驚濤巨浪一樣朝我們湧來，其中夾雜的啤酒味是如此濃烈，以至於我真以為自己掉進了啤酒桶裏。

“迪肯先生？來這邊。這兒！”一個男人大喊著發出命令，而不是在請求。他站在這個擁擠不堪的屋子中間一張擁擠不堪的桌邊。

我猜站在那裏的那個男人就是布魯諾・西吉爾。他瞧著我們穿過這個喧鬧的地方走近他身邊，目光冰冷，一雙藍眼一眨不眨。歐洲人都知道，他是個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運動雜志所說，此人極為擅長在從無人踏足的阿爾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來，除了因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來而露在外面的一節結實的前臂，這人壓根兒就不像個會登山的人。此人太過刻意地追求肌肉發達，太過上重下輕，太過矮壯結實，太過身材短粗。西吉爾的一頭金發剪得很短，頭頂上的頭發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樣，而兩側的頭發則被剃得一點兒不剩。有很多塊頭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邊，頭發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樣子。對於西吉爾來說，這個發型可不好看，因為這樣正好顯得他那對招風耳從花崗巖石塊一樣的臉孔兩側突出來。

“迪肯先生，”我們走向桌邊時西吉爾說。這個德國人低沉的聲音穿透了啤酒館裏嘈雜的說話聲，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軟的肉。“歡迎到慕尼黑來，幾位愛登山的朋友。通過《登山雜志》和其他途徑，我可以說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