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小時後

我本以為自己會在直升機投射下來的閃光中醒來，聽到英格蘭的現場急救員揮手喊著“你們那裏還好嗎”和“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你們怎麽樣了”之類的話。

這樣的好運並沒有降臨在我們身上。藍綠色湖水旁的泥濘湖岸和昨晚看起來一模一樣：人們圍著圈躺在熄滅的火堆旁邊，身上裹著海軍藍的毯子。只有幾個人醒了過來，無力地互相說著什麽。

我跪了起來，在哈珀旁邊彎下身子，只見她正蜷縮在火堆旁熟睡著。不管出了什麽事，我都不忍叫醒她。

就在我掃視營地、看著305航班上的幸存者們在新的一天醒來時，突然意識到了兩個簡單的事實：距離我們墜機已經過去了超過36個小時，現在應該有人趕過來救我們才對。

機鼻附近的情形讓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憤怒的人群再次聚集在這裏。這已經是大家第二次在這裏集會了。格雷森·肖也在這裏，但這一次他至少不在舞台的中心。他坐在後面，一臉宿醉後的憔悴模樣。他肯定喝光了所有的酒，但這實際上會讓他變得更加危險。

機鼻部分殘留的食物昨晚就已經被瓜分得一幹二凈。當時我已經累得無力去理會他們了。大家抱怨著有人囤積食物的事情，號召對營地進行搜查，以便重新分配食物。“眼下，我願意為了一罐健怡可樂殺人。”我聽到一個穿著皺皺巴巴套裝的瘦削男人說道。如果我能夠活著離開這裏，我也會多囤積些可樂。

吉莉安成了人們發泄憤怒的中心。他們厲聲責罵著她，仿佛這不過是平常的空中服務過程中發生的一場混亂。事實上，她現在只不過是另外一個幸存者，然而她身上的制服卻讓她成了分發食物的人。看到我，她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

“救我。”她沖到我的身旁，用兩只手緊緊攥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拉到臨時樓梯的腳下，和她一起面對著人群。

鮑勃·沃德和薩布麗娜也在那裏。他們臉上的表情都很肅穆，但還是點了點頭鼓勵我。

人群安靜了下來。大家互相輕推著彼此，竊竊私語著。

就是他。

是的，就是湖邊那個家夥。

“好了。”我說道，“我們會找些吃的來，但會花上點兒時間。”

“我們現在就需要食物！”一個毛衣上滿是泥點的婦女喊道。

“眼下什麽東西都沒有，明白嗎？聽著，我們必須團結合作。如果我們團結起來，人人都會有吃的——否則我們都得餓死。”

我不該說“餓死”這個詞。它被人群無意捕捉，被一個又一個驚慌失措的人重復起來，聽上去就像是一首“饑餓大合唱”。我花了好幾分鐘的時間不去提及它，才讓大家再次集中注意力。

“所以，我們怎樣才能找到吃的東西？”一個操著濃重紐約口音的胖男人問道。

到底該怎麽辦？我還沒有想那麽多，但我能夠看出事情的走向。如果我放縱大家群策群力，任由唱反調的人來發號施令，我們就算一直站到太陽落山也依舊會饑腸轆轆、猶豫不決。我需要一個計劃，現在就要。

符合邏輯的食物來源只有兩個：另一半機艙裏的餐食和湖裏的魚。我們可以想方設法捕獵陸地上的某種東西，但在上百個人都饑腸轆轆的情況下，這可能不是長久之計。除非……附近有一座農場。這不太可能，但我還是把這個想法藏了起來，以備未來不時之需。

“好的，第一步，”我盡可能端起了權威人士的架勢，“我們要盤點一下庫存。”

“庫存？”

“是的。”我指向了吉莉安——可憐的吉莉安——還有鮑勃·沃德。鮑勃直起身子，擺出了一副格外嚴肅的“營地顧問”表情，面對著這群人。至少他喜歡這份差事。“吉莉安和鮑勃會詢問大家的手提行李和托運行李中有些什麽，以及各位的座位號——或者，更重要的是，你的行李在哪個艙的行李架裏。請說出任何可能對這裏有幫助的東西，尤其是食物。如果你的行李中有任何釣魚或者潛水裝備，請立即過來找我，還有緊身潛水衣，甚至是浮潛設備。”

一個渾身浮腫的40多歲男子笑了起來，朝著人群轉過身去：“嘿，尼克，很少有人會在11月到紐約去浮潛吧。”他的話引得不少人都笑了起來。他轉過頭來朝我露齒一笑，等待著。

我知道他是哪種人，也很想和他針鋒相對，但我無力再為自己樹敵，於是選擇了忍耐。

“沒錯。我想的是那些在紐約乘坐中轉機的人，也就是從加勒比海出發的乘客。他們很有可能剛剛結束自己的潛水假期，準備返回家鄉。約翰·肯尼迪機場是主要的國際交通樞紐。從拿騷飛抵約翰·肯尼迪機場再轉乘至希思羅機場也不是不可能。或許有人正打算經由希思羅機場飛往地中海。我覺得我們可以碰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