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鼠

I

大學畢業後，我在1946年秋季進入醫學院就讀。(1)醫學院讓我感到有興趣的地方實在不多，我的同學都是一些缺乏想象力的乏味家夥，但我不是太意外。我之所以去讀醫學院，純粹是因為當年只要是對人體生物學有點興趣的人，都會那麽做。假使我是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可能不會進醫學院，而是去讀病毒學或微生物學之類的博士班。並不是醫學院的環境讓我覺得無趣、缺乏刺激，而是被錄取的人通常有一種自以為是和感情用事的特質，他們比較關注醫生這個行業的浪漫英雄主義色彩，而非醫學研究所的挑戰性。

與現在相較，上述情況在五十年前也許更為普遍。我的同學（至少在四年內我接觸到的那些人）可以輕易地分成兩類。第一類較不討人厭，是乏味的乖乖派，喜歡背書；第二類都是一些令人作嘔的家夥，貪得無厭又喜歡做夢，對自己未來的社會地位很是陶醉。這兩類人都極具企圖心，喜歡競爭，非常在意有關面子的小事。

我不是表現特別突出的學生。雖然我可能是同年級學生中，甚或全醫學院中對知識最有好奇心，也最有創意的人之一，但是比我更厲害、更勤奮的學生實在太多了：他們從不缺課，勤做筆記，每晚溫習功課。我則是專注在其他事情上。當時我非常著迷於搜集甲蟲，那是我從童年開始就維持的習慣與興趣。當然，住在波士頓地區沒有太多的機會可以找到稀有甲蟲，但是每逢春天的那幾個月，我常搭乘火車南下康涅狄格州，去找就讀耶魯大學美國文學博士班的歐文，一次待上幾天。我會把行李寄放在他的住處，改搭令人昏昏欲睡的小火車到鄉間，帶著我的網、筆記本與一罐用甲醛浸濕的棉花，在原野待一整天，直到天色火紅，才搭便車回紐黑文，當晚就住在歐文的套房裏，吃歐文準備的晚餐，試著和他聊聊天，只不過不太能聊得起來。多年來，歐文愈加沉默寡言（我必須承認，對此我非常感激，因為他終於開始致力於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詩歌研究，印證了我先前說他所學太雜），看著他把煎蛋卷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不等邊四邊形，我實在很難不想起我們那位冷淡、懶惰的父親。

我常常缺課，教授們當然不太高興，但是我考試與寫報告的成績不俗，所以他們最多也只能數落我一頓，說我欠缺紀律，將來一定是名庸醫。我不懷疑他們治學的嚴謹與認真，但我也不擔心自己的未來。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無論未來想從事哪一種冒險活動，全勤紀錄無法確保我會有好的表現。

我不想美化自己當年的行為，像我那樣不尊敬教授與醫學體制，實在有點令人討厭、不成熟。如今我的醫學生涯與成就已有了定論，回想起來，若說我當年知道一切會圓滿解決且對我有所幫助，而我欠缺企圖心也是真誠的表現，這話便說得太簡單了。但坦白講，當時我已了解自己極度渴求某種可能達成卻遙不可及的偉大成就，一個只能用眼角余光瞥見的模糊美夢。於是在眾人與自己面前，我便裝出一副不想出類拔萃的樣子，以免自己覺得醫學院的成敗足以決定一輩子的好壞，進而影響實現那模糊美夢的機會。

到了醫學院三年級，情況的確有了很大改變，或者說是我把情況改變了。我在那一年受邀加入格裏高利·史密斯的實驗室。現在你應該知道當時我為什麽如此訝異，而且有很多年我常常被問到那一段工作經驗。(2)

如果我說我一開始並未感到受寵若驚，那我就是在說謊。如今，任誰用贊賞的語氣提起格裏高利·史密斯，肯定會被訕笑，嬉笑的語氣可以聽出那些人自信、自滿，同時也反映出一種既松了一口氣又恐懼的情緒——如今備受尊崇的科學家在二三十年後被提起時，想必也會引起這種反應。但是我還在醫學院時，史密斯仍被視為重要的思想家與夢想家，也是模範醫生與科學家。(3)

在校園與科學界，史密斯也是獨特非凡的人物。理由之一是，他從事的醫學研究工作是當時公認較有趣的。當年具有開創性的概念與理論，如今很容易因為錯誤百出而淪為笑談，但不可否認，20世紀40年代是科學發展的偉大時代。史密斯與其同事的許多理論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錯就是錯，沒有更委婉的說法），但他們那代人的好奇心與對知識的渴求實在可敬（渴求心態的背後有許多動機，但無疑是真誠坦率的），這也是他們能奠定所謂現代科學的理由。沒有他們，現在的科學家就沒有任何概念與理論可以反駁，證明其謬誤。現在回顧起史密斯的研究，盡管他最後無法提供正確答案，但他的貢獻與最重要的遺緒，其實是把各種問題找出來，讓科學界在接下來的半世紀投注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