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賦（一）稅收結構（第3/27頁）

均平銀用於支付知縣每年的辦公管理開支，並代替了一部分裏甲正役。與此相似，用於取代各種勞役而征收的均徭（第三章第二節），也同樣由知縣掌握。在縣志出版的時候，還沒有跡象表明，這兩種役會合並，因為均徭征收剛由五年一征改為一年一征，而且方法還沒有固定下來〔7〕。均徭也吸收了人頭稅和財產稅的特點，然而它是由兩部分，而不是三部分演化而來的。它是基於丁的征收和加征民米的附加稅，但省去了每五十畝納稅土地轉為一個抽象“丁”的部分。理所當然，它的比例與均平銀也就不同了。

另外，在工部的監管下，該縣還辦納上供物料。這些物資的一部分以實物的形式，由知縣派人解運，一部分折銀支納。由於會計預算體制是基於預先分配而不是征收後進行分配，這種估算仍然包括各自分開的三項（宮廷供給，實物；工部物料，實物；工部物料，現金），每項都涉及了對官米和民米的附加稅。在每一種情況下，官米的比例都要比民米少得多。因為按以前的原則，官田佃戶要向官府交納更多的糧食收入，因而役的負擔要比民田田主少。但由於現在每位納稅人的基本稅額都同樣包括官米和民米，這三種役的估算也就導致了對其財產的六種不同附加稅〔8〕。知縣也被要求為附近的驛站提供銀錢，它是由民米的一項單獨附加稅發展而來的〔9〕。與其他縣的情況相似，順德也不得不維持它的民壯額，這通常由禦史隨糧帶管。大約所需費用的2/3按民米編銀，剩余的1/3則按“丁”編銀〔10〕。

上面的項目顯示，官米有三項附加稅，民米有七項，這些稅收多合並於田土之中，其中還有三種按戶丁計稅。另外，還有其他的較小的幾種役銀，例如為附近衛所軍需而征收軍器料的銀錢〔11〕。其數目很小，在此被視為小額稅而不列入討論範圍。

很明顯，最初的、似乎是單一的稅收方案，能夠衍生出大量復雜的附加稅費。我們已經有了幾個模擬的稅收個案研究，不同的納稅人有上、中、下不同的田則，每戶丁數亦有不同。如果按照通常的寫法，至少還得花一個半小時去解釋最簡單的個案。因為財政單位中的十進位小數點，在理論上可以無限延伸。在另一方面，盡管有14種附加稅，實際上的稅收標準仍然較低。對那些少於30畝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裏不多於兩個成年男子的小田主來說，稅收負擔通常不到他們糧食收成的5%。累進稅制也能得到證實，對一個擁有300畝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戶中有五六個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稅收負擔接近於他糧食收成的10%左右。

稅收的低標準可以進一步從縣志匯集的數字中得到證實。1585年，民米、官米再加上7%的加耗，總計為34689石糧食，這一數字實際上是折成17952兩白銀交納〔12〕。依據縣志詳細記載的關於賦稅征收方法的描述，我們把攤入田土之中的額外稅收負擔算做是一種役的再分配，它一共有七項，但不包括人頭稅估算份額，通過計算，合計為11324兩白銀。因而稅田的負擔為29276兩白銀。以此數除以登記的883706畝土地〔13〕，可以知道每畝土地的平均稅收負擔為0.0332兩白銀。由於在順德的全部納稅土地中，僅有8%的田畝為山地，它的低產不應該很明顯地影響當地的糧食平均產量。縣志的卷首提到，每畝土地的平均產量為1.8石米，而當地的糧價大致為每石米0.5—0.6兩白銀（第四章第二節），即使不考慮正常季節會混種各種不同的作物，平均每畝土地的年均收入也應當在1兩白銀左右。因而大致的稅額，接近於土地收入的3.5%左右。一個非官方的資料顯示，可能是受1570年至1580年間通貨緊縮的影響（第二章第四節，第七章第三節），在16世紀晚期，廣州府的糧價可能跌至每石0.3兩白銀〔14〕。如果是那樣的話，就會使估計的收入下降至每畝0.54兩白銀，但即便如此，稅收依然不會超過土地收入的6.12%。

然而，我們卻不難想像，當這個復雜的稅收結構在16世紀的農業社會中，被人員不足的地方官府管理時的真實情形。明代文人留下了大量的關於殷實大戶逃避稅收以及鄉村收稅人、吏胥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的記載，他們對這些行為深惡痛絕。這些不法行為有各種形式，並采取了不同的手法，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稅收體制的根本問題，不是因為稅率過高，也不是因為稅收立法缺乏平等性的條款，恰恰相反，這些容易受到反對的特征很少存在。這個體制的缺陷在於稅收明細表的復雜性，即使縣志也不能將它們全部列舉出來。稅率可以多達小數點以後的12—14位數字，這是很荒唐的，在明代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大約在同時代，面對同樣的荒唐情況，南直隸松江府的府志編纂者寫道：“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15〕。然而，明代從來沒有進行過類似的根本性改革。第一個取消小數點後5位數字的帝國法令是在1685年由清朝的康熙皇帝簽署的〔16〕。即便如此，復雜的數字依然在清朝的賬目上又保留了50年。正如所觀察到的那樣，順德縣也開始采用小數點後不多於4位數的稅率。小數點後位數的增加，既不能因縣志編纂者的呼籲而停止，也不可能因皇帝的法令而消失。因為，它是基本稅收結構多樣性、復雜性的直接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