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田賦（一）稅收結構（第5/27頁）

只要中央政府不修改總的財政方法，它就不會放松對地方行政管理的控制。地方的稅收不斷地為各級政府提供經費，不僅每項賬目都有各自的額度，而且還必須足額征收，既不能超額，也不能短缺。此外，稅收解運人與解納期限也有不同。按何良俊的說法，一直到16世紀中期，鄉村各種不同款項的征收也是由不同的人經手。由於收稅是如此的缺乏整體性，以至於村民每隔幾天就會碰到征租索錢之吏〔24〕。因此，地方官員感到不管有無上級政府的法令許可，都有必要進行一些基本的改革。

實際上，各種各樣的役不僅僅分別攤入田賦之中。它們也源於其他稅收，依照同樣的稅收計算原則而部分或全部地進行征收。順德縣征收均平銀是為了取代對一定數量的裏甲物資征索，以及原則上取代裏甲正役。均徭銀取代了力役。民壯起初也來自於裏甲。因此，這三種征收都是按“丁”征收。考慮到該縣稅收水平很低，危害還不會太大。如果所說的差徭已經取消，而整個財政負擔也合並到田賦之中，過分簡化的益處也是可以取得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原則上，必須堅持所有的丁都有為國家服役的義務，不管他們有無財產。廢除這項原則就將會損害帝國的統一性。將丁作為稅收單位的好處是，如果納稅人不付錢，他們也可以被召集起來親自服役。這就是為什麽上面只提到了三種征收辦法，保留了一些人頭稅特征。然而，其中任何一種都不是僅僅作為一項人頭稅，大部分負擔都是攤於田土之中。稅收結構不能取得所期待的簡化，是因為它服務於多種原則和多種目的。

將官米保留為一項財政名目，是傳統的強烈影響的又一個例子。16世紀很多省直的官田已經完全流失（第三章第二節）。這能從包括順德等在內的一系列地區看出來〔25〕。但也仍然有一些州縣宣稱在當地仍然保有這項田土〔26〕。由於無法進行有效的調查，只要地方官府根據確定的份額繼續上交官米，帝國政府就只好不追問細節。盡管如此，它還沒有決定把取消官田作為一項基本政策。結果是絕大多數的州縣，都將官米保留為一項獨立的統計款項。江西省的官田可能在16世紀中期以前就沒有了〔27〕，但在1610年的全省統計上，仍然保留了此項收入，即征收官米657274石和民米1871519石〔28〕。因此，並不僅僅是在順德，其他地區也有假想的官米的存在。

然而，實際上，通過地方官員的機智，那些已不存在的財政項目，仍能被利用起來服務於特定的目的，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其目的是將其與金花銀征收聯系起來。從1436年起，大約400萬石糧食的田賦，已經按照每石0.25兩白銀的比例，永久地折納成白銀。這項收入落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第二章第一節）。順德分擔這項金花銀的數量大約為4000兩白銀。從1585年起，以官米名義征收的款項作為金花銀解運京師〔29〕。當官米不夠時，則挪用部分民米，以維持平衡。官米的改折，由地方官員確定為每石0.2653兩白銀，實際上代表了金花銀基本折納比例並加上接近於6%的一小部分加耗。由當地的所有納稅戶負擔官米的損失是不合理的，但通過這種分配，命令的強制性被有利的折納比率緩和了。地方官員可以宣稱，一定數量的糧食仍然作為官米來征收；同時，通過將其作為一項單獨的項目來征收，以確保有足夠的收入來完成金花銀。金花銀運抵京城後，是被單獨管理的。對於每個納稅戶而言，他們都被同時指派了不同的官米和民米額，對於以後進行額外加耗也很方便。因為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官米是基於田土面積而民米是基於糧食收入而征收的。

順德縣的稅收結構看上去顯得比其他地方更為復雜，其原因是縣志在列出稅率後，又給出了精確的計算方法。這種細節通常要被其他地方的官方出版物省略掉。

然而，省略這類計算方法決不意味著其稅收結構簡單。正如一個現代的會計在計算顧客的所得稅時，是由自己處理技術細節以簡化稅收程序，同樣的，其他州縣沒有出版稅收計算方法，但可以從它們稅率中的小數點中覺察得出來。

交錯補給線在帝國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網絡，這是稅收改革的另一個實質性障礙。其不僅難於梳理也難於了解。供應首都的土貢，就明顯地造成了很多地方的稅收項目復雜化。因為原則上，要從公共稅額中拿出一定數額用以補償這項費用。1590年，南直隸的上海縣被要求向太醫院上交12兩白銀以替代當地應交的藥材。在理論上，這項支出與其他幾項一樣，依然是分配到每個納稅人以及該地區的每畝納稅土地之中〔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