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田賦（二）稅收管理（第5/23頁）

稅收支付

每當田賦的一部分被要求用白銀來折算時，實際上就是繳納白銀。沒有證據顯示清代地方的稅收常以銅錢來代替白銀。顧炎武所說的由於不能在截止期限到來之前完稅而自盡的事例，本意是為了證明不發達的省份即使在17世紀也不適合稅收折銀的觀點〔56〕。他提到山東德州府是惟一的以銅錢支付部分稅收的地方。在16世紀後期，白銀十分短缺，一些管理者擔心稅糧折銀可能會壓低當地的糧食價格。例如，在浙江崇德縣，糧食產量無法滿足本地的需要，當收獲後征收田賦時，納稅戶寧願典當糧食籌集白銀交稅也不願意賣掉糧食。當各戶自產的絲織品上市時他們就可以有錢支付當息贖糧〔57〕。

眾所周知，實際征銀的小數位有一個固定的標準。1661年，當清朝政府清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逋欠錢糧時，官方甚至列出小至0.001兩或者0.0007兩白銀的欠稅〔58〕。這似乎表明計算的精確程度達到小數點以後的四位數。這種做法很可能就是開始於明代。

火耗也稱“耗銀”，其起源同樣不很清楚。17世紀中期，顧炎武提到火耗“蓋不知起於何年”〔59〕。毫無疑問，由於上級政府要求全額完納折銀，因此火耗也就成為必要。金屬熔化後再重新鑄造總是有耗損，一般為2%。歸有光曾提到在16世紀50年代，蘇州府稅銀“火耗”按3%征收，這個比率還比較合理〔60〕。1562年，當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時，當地的慣例是耗銀為5%，他將其降至2%。這樣做的實際結果是使得一些費用有了節余，但其他方面則有虧賠〔61〕。

整個16世紀，這種不正規的額外費用受到廣泛批評。1594年，一位監察禦史說納銀0.1兩，耗銀就達0.05兩，增加了50%〔62〕。當然，這可能是一比較特殊的例子。

熔化和鑄造白銀會有損耗，這由櫃頭負責賠付。地方官員並無正當的理由去征收正稅以外的耗銀。然而，裏甲正役並不足以保證地方政府經費預算。16世紀中期以前，地方政府還能夠比較自由地支配罰贖銀錢，此後，這部分費用也逐漸上納給中央政府（見第六章第二節）。官員們只好加征耗銀。不過，在許多地方，知縣僅僅要求銀頭支付像額外的公家買辦、迎送上官以及他們自己出巡的費用〔63〕。

因此，在16世紀的最後25年間，“耗銀”不再是一種額外的支出項目，而是成為一種收入來源。官吏們開始利用這部分錢來貼補他們的俸祿。這部分費用留存於縣的部分被稱作“常例”，供納上級政府（包括府衙）的部分被稱作“羨余”。這既不是合法的收入，也不是絕對的非法，它既被官場上所接受，也為一般民眾視為當然〔64〕。盡管銀頭還要對這些費用承擔總的責任，但這些額外的銀兩是要從納稅戶中榨取。耗銀是作為一種慣例而附加征收，並不正式地記入賬目之中。

有一些零星的資料顯示，甚至在17世紀早期，地方官員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的資金並不很多。一位浙江省的官員對通行的做法有如下的描述：銀兩從“銀櫃”中取出後存放在縣庫中，直到要解運之時，才熔鑄白銀成錠。當管理縣庫的吏員完成任務後，他要按50兩扣除1兩的習慣將所扣之銀兩交給知縣〔65〕。顧炎武在17世紀中期就提到火耗“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66〕。

稅收解運

一直到16世紀中期，除漕糧以外，稅收多為民解。然而，在16世紀60、70年代，越來越多的稅糧運輸開始由地方政府接管，這是當時改革的一部分。紹興府在1568年推行一條鞭法改革，宣布今後凡至白銀500兩以上就要差佐貳、首領官等解運，達到白銀300兩到500兩之間則由殷實候缺吏員解運〔67〕。在長江三角洲，官布的解運也曾一度由政府負責。蘇州府的吳縣為此還專門置田一塊，指定其收益作為解運官布的費用〔68〕。

當然，並不是所有這樣的改革都能取得成功。因為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常常不足而無法完成所有各項解運任務。1573年的一條法律更是禁止知縣派遣諸如蔭醫、武職等輔助人員作為解運人〔69〕。解運的費用也是一個問題。甚至在17世紀早期，浙江衢州府各縣還沒有資金解運稅銀到省城，而從當地到省城的距離才250英裏〔70〕。而另外一個影響改革的實質性障礙就是普遍存在的腐敗行為，這在京師十分盛行。

在首都各接收倉庫的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向地方解運人索取錢財，這是公開的秘密〔71〕。交納白銀比較簡單，銀的純度由銀匠與解運人共同保證。而實物稅收則要由內府宦官監收，他們可能因為不滿意其個人所得，借口質量次而拒絕接受解運來的物品。在倉庫進行交接時，解運人和接收者之間由專門攬納之人進行操作。任何解運人都恐怕其貨物被定為低等，但是拿出一定的費用就可以確保順利交納。16世紀後期，在稅收解納過程中聲名狼藉的攬納之人是武清伯李偉，他是萬歷皇帝的外祖父〔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