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財政管理（第3/20頁）

為了考察太倉庫實際掌握的收入，很有必要考察一下那個時代的慣常做法。第一，從16世紀早期以來太倉庫就已經掌握了一些稅目，這些稅目在適當的時候成為其永久性的定額。這些稅目在理論上既不能減少，也不能轉移，形成了太倉庫收入的核心。它們包括表23中所列的稅目〔10〕。前引1549年、1558年和1567年大約200萬兩白銀的收入就是指這些基本的稅目而言的。

表23　1521—1590年左右太倉庫基本歲入估計（單位：兩）

正賦折銀	250000
田賦的附屬附加稅（見第三章第四節）
馬草	340000
農桑絲絹	90000
人丁絲絹	10000
麻	38000
鹽課銀（第五章第四節）	1000000
來自雜項的最低收入（第六章第四節）	364000
總計	2092000

第二，太倉庫的歲入受稅收增加的影響甚小。整個16世紀，大規模增加田賦的命令僅有兩次，而且每次也只為時一年。1514年為了營建乾清宮，加征銀100萬兩〔11〕。1551年，由於軍需緊缺，向南方數省緊急加派1157340兩白銀〔12〕。而發生在1592年、1598年和1599年的加派由南方省直存留（第七章第四節）。當稅收上升影響到徭役時，收入就不會分配給太倉庫。鹽課的任何加征通常會引起下幾年的虧空（第五章第三節）。無論怎樣提高各種雜稅的定額，只不過稍微給太倉庫增加點收入罷了。

第三，政府對財政赤字毫無辦法。有時候，地方官府在遇到緊急情況時會被迫預征賦稅，鹽政官員也要求提前收稅，但是這些措施決不會影響太倉庫的運作。

第四，太倉庫的任何預算赤字可能會由推遲交納的稅目收入來彌補，這些推遲的收入雖是本財政年度解運入庫，但為以前額征項目。預算赤字也可能由京運本色——主要是漕糧——的進一步的折銀來填補。通過這些辦法而沒有得到彌補的任何數額才構成了真正的虧空。這個赤字只能由縮減太倉庫的積貯來消除，有時也由皇帝掏個人腰包來解決問題。

通過對這些做法的考察，可以知道太倉庫的賬目盡管復雜，但決不是不能理解的。其發展有以下幾個階段：

（a）到1541年左右，太倉庫實際歲入不超過200萬兩白銀，甚至還要少。收入只包括基本的稅目。

（b）除去這些基本稅目之外，太倉庫的歲入後來由於額外的稅目而增加了。在楊廷和革除大量的宮廷額外花費之後，從400萬石的歲額漕糧中節余了150萬石（第二章第一節）。1541年以後這項倉余折銀，盡管也有中斷，但還是經常下令折納。1541年，有120萬石的漕糧折成銀兩。很明顯，折銀一直持續到1546年嘉靖皇帝決定暫停改折為止〔13〕。接下來的記錄盡管不完全，但表明改折很少停止過。出現在《實錄》中的16世紀中期三組重要的財政數字顯示：漕運米改折在1542年是1385884石，1552年是1667163石，1562年是1367389石〔14〕。

每年大約150萬石的漕糧盈余折成銀兩，有望給太倉庫帶來100萬余兩的額外收入。看起來1541年以後太倉庫的實際收入要接近300萬兩，不會再低於這一水平。然而多數官方資料將折銀收入統計為不可再重復征收的稅目，上報收入時將其忽略。

（c）1543年，在吉囊占領河套的壓力下，皇帝開始發內帑補助太倉庫。在一次廷議後，嘉靖皇帝同意在緊急時期讓出金花銀和皇莊子粒給戶部，預期持續五年〔15〕，但實際一直持續到1558年〔16〕。作為禦馬房和皇家苑囿的草場、牧地很早就已由戶部接管，成為定例〔17〕。這些稅目一共為太倉庫增加了大約130萬兩的收入，使太倉庫的總收入突破了400萬兩白銀。然而，戶部接管這些稅目之後，也被要求支付在京武臣的薪俸，並要維持禦馬房和苑囿的開支，因此這些稅目的價值實際上大打折扣。

（d）16世紀60年代，資金需求大增。前面提到的1551年下令向田賦緊急加派，同時鹽課也被期望每年另外提供白銀300000兩（參見第五章第三節“工本鹽”）。開納事例、罰贖銀兩也都增加。但這些籌措資金的措施並不能持久〔18〕，其原因可由表20作出部分說明。從1553年以來，南方數省不得不奏留經費用於地方備倭。1557年以後，又存留部分收入為宮殿營造采購材料。

最嚴重的財政危機出現在1558年。當時戶部尚書方鈍（1552—1558年在任）提出增加收入的七點計劃〔19〕。一個都給事中提出了五點計劃〔20〕。而南京的戶部提出了另外的五點計劃〔21〕。一些京官聯合提議二十九項增收計劃，全部為皇帝認可〔22〕。這些建議和計劃並不高明，只是試圖從現存稅收中榨出一些小稅目來，或者賣掉易於折得現銀的官田，或者要求全體民眾額外捐獻。《明史》稱這些收入為“益瑣屑，非國體。”〔23〕這些建議不過是一些無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