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第2/7頁）

妹妹執意不肯。她決定不用大理石，這次只用花崗石，粗率的恢復，免得盜碑人的覬覦。我們借著管理公墓的人之筆墨，在母親墳墓的基石上大字標明。妹妹決定讓她兒子秋間休假時，專程北來，監視著恢復墓上石碑，也仍把我們兄妹三人的名字刻上去。

臨別之前她對著無碑之墳說著：“媽媽，我沒有好生看顧您老人家，只是我確是距離得太遠，沒有辦法！”說時她已涕淚縱橫。

我一直忍著心腸，至此到底禁不住心頭傷感，也情不自禁地倒在石基叢草與灰塵之間抽噎地哭著。妹妹還不知道，我的傷心處，還包括著她所沒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這篇文字的目的僅在於彰母德，則實無在此發表的可能及必要。中國傳統傳頌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韓愈、歐陽修、曾鞏、歸有光……先考先祖妣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狀與墓志銘……一律千篇。當然的，兒子顯達，必是先人有德。要不是祖先節衣縮食，子孫何能得有清閑拜長尊師，練字讀書，秋闈中試，伏闕授官，追懷舊德，“今日俸錢過十萬”，“何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傳統社會裏貧賤富貴循環的事勢之必然了。寫這樣的文字還不如朗誦《古文辭類纂》直截了當。

在我的記憶裏前面的一段，大概從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沒有母愛的印象。雖然媽媽常用“一身幹一身濕”的湖南土話形容養育我的艱難，但是結論總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時候說得氣極她還說：“人看其小，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稟性，從幼表現。我處處不聽她的吩咐，將來長大，不為孝子，勢必為逆子。

原來我們小的時候，父親為著衣食，長久的不在家。我們自幼的教養全由媽媽負責。她又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也無旁人在側詢問。她只循著她父親的辦法——律子要嚴，以致她的指教，處處拂我意。她為著省錢，要我們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羨慕同學的帆布橡膠底球鞋，故意將鞋在水坑裏弄臟。我們在鄉下的時候，我和同伴到田間去采桑葉捉蝌蚪，我有兩次掉在水裏，經人救起，從此我就不能隨意外出。媽媽的使喚，使我非常不快，雖然我到頭總是服從，但是總少不得頂嘴。在我的記憶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過兩三次，只是被責罵實為常態。媽媽一責罵，我就回口，這樣她認為我們是“母子不和”。

我小時候也曾欺負弟妹，爭吵時仗著個子大打他們。我還學著一種頑皮的辦法，稱為“畫地為牢”——用粉筆在地上畫一個圈不許他們出來。我還欺騙弟弟。我們兩三數天有三個銅板的零用。我用的總是不夠，弟弟總是留著不用。我就和他商量，如果他將他的三個銅板借給我，我到頭加倍奉還。這口頭契約也未注明年月，到頭總是我們意見不合，他吵著要賬，我無存款可還，於是媽媽代還，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媽媽要弟弟妹妹記著，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後，我修習到心理學才知道兄弟姊妹間的相互排擠，稱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間的愛恨參半，則為ambivalence。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為逆子。幸虧我生已晚，我剛一歲外公即去世。聽說他生前一度懲罰我大舅的辦法，乃是用銅制旱煙管向頭上敲，也不顧及兒子可能因腦傷而終身殘廢。我的母親在這種環境氣氛下長大，她之教養我們已較外公開明多矣，可是與現今各大學之兒童心理學又尚有一段長遠之距離。

這種家中瑣屑之事，也仍與我們所讀現代史有關。原來這時候，不論上下，我們都已生活在歷史的大轉變之中。魯迅與周作人兄弟間小時的嫌隙，就在數十年後仍出現於兩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們年輕人對蔣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發表文告，常用對他母親的孝思為題，和我們企望著他能借著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徑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閱及《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其實這也是毛思誠代寫的一本自傳——方領略到他的孝思，並非自然的對母愛的一種表露。而是浪子回頭，追懷母教，在倫理上的一種自矢。蔣母崇奉民間式的佛教，極端的迷信，極端的保守。她對蔣介石也不時“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歲不到的期間，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論，她不可能對蔣之輟私塾，進新式學校，又棄文就武，入保定軍官學校，被保定開除，再入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振武學堂；振武畢業見習之後又不繼續任士官，而參加革命的這一段推懷置信地贊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難道文告中竟無一字提及？）況且以後蔣又賭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蔣懺悔之辭），更不能為蔣母所喜。至此我們也可以想見他們母子相處，愛憎相伴的概況，與日後追悔的線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