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代儒宗，最後的大師（第3/5頁）

錢穆並不完全是一個躲在象牙塔裏的教授。1935年，日本陰謀“華北自治”，10月，有感於愛國之情與民族大義，錢穆與姚從吾、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孟森等百余名大學教授發起一項抗日活動，聯名反對日本幹涉內政，敦促國民黨政府早定抗日大計。鑒於錢穆的抗日態度和學術影響，1942年秋，蔣介石在成都兩次召見錢穆，請他到重慶機關講中國歷史，談宋明理學。作為學人，錢穆對當政者始終保持了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一次蔣在報上看到錢穆的一篇講話，很賞識，又打電話又是寫信約他相見，錢穆以距離太遠借故推脫了。後來見面時，他甚至當面勸蔣為了全體國人利益於抗戰勝利後功成身退。這些都表現了錢穆的書生意氣。

1944年10月，應有關部門要求，錢穆專門撰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青年從軍，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錢穆對國家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貫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張國家應該統一。1986年2月，他以92歲高齡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一文，認為“和平統一是國家的出路”，而“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國統一的基礎”。顯示了其史家之卓識。

當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學者，錢穆對歷史的認識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西安事變發生後，國人都十分關心，上課時同學們也請錢穆談談他對這件事的看法，錢穆說：“張學良、楊虎成的做法是不對的。”（趙捷民《北大教授剪影》）可見他的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雖然研究歷史，卻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缺少客觀認識。所以學生們開玩笑地說，錢穆是唯心論者。1989年仲秋，錢穆參加新亞書院40周年校慶，與學生座談時仍然認為“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多少也反映了他的史學觀。

“吾乃國文教師，不必識英文”

1930年，錢穆應聘到燕京大學任教，次年便正式應聘到北大擔任教授，從此正式登上大學講台。

錢穆個子雖小，但十分自信，兩眼炯炯有神。平時雖不苟言笑，說話時卻十分風趣健談。在北大當時穿長袍的教授極少，陳寅恪是個堅定的長袍主義者，錢穆對陳寅恪的學問十分佩服，看到陳寅恪穿長袍，他也改穿長袍，這一習慣他後來長期保持著。

錢穆不僅長於著述，也長於上課。在北大，錢穆主要講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通史和中國政治制度史等課，每堂課上兩小時。錢穆通常準點進教室，上堂就講，沒有廢話，中間也不休息。由於博聞強記，上課時常常旁征博引，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借古諷今，時出新見，很快聲名大振，聽課的人越來越多。大約因為在家鄉執教太久，鄉音不改，上課時始終不脫一口無錫腔，開始學生聽了很不習慣，但他的課講得實在精彩，誰也舍不得離開，時間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覺得很有味道。他自己從不覺得無錫話有什麽不好，50年代在新亞學院演講時，香港學生反映聽不太清楚，有人問他要不要提供翻譯，意思是譯成英語，他很不高興地反問道，要譯成英語嗎，中國人怎麽會聽不懂中國話呢？

錢穆最受學生歡迎的是中國通史，這堂課先後上了八年之久。中國通史課每周兩堂，每堂兩小時。多安排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這時通常是學生最疲倦的時候，他卻能把枯燥的歷史課講得生動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課，除了北大學生，其他高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人一多不得不從小教室換到大教室，“每一堂將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師友雜憶》）有的人一聽就是四年。其中有一個姓張的學生從北大一直聽到西南聯大，總共聽了六年之久，可見其吸引人的程度。錢穆也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與胡適並提，時稱“北胡（適）南錢（穆）”。

北大學術空氣自由，學生可任意選聽，教授的觀點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自由辯論。錢穆堅持己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一次講上古史時，有人告訴他主張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錢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讓他講課時注意一點，別引起麻煩，但他並不回避，仍當眾聲稱“若言疑古，將無可言”。當年在北大有三個教授在學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稱為“歲寒三友”，“所謂三友，就是指錢穆、湯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錢先生的高明，湯先生的沉潛，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李埏《昔年從遊樂，今日終天之痛》）

錢穆做事特立獨行。剛到燕大時，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批學生試卷時給分十分吝嗇，85分以上極少，通常只批80分，大部分在80分以下，一個班總有幾個60分以下的。他原以為那幾個學生可以通過補考過關，不料燕大規定一次不及格就開除，不許補考，從無例外。聽說幾個學生因為他批的分數過低將要失學，他立刻找到學校當局，申說理由，要求重批試卷，學校一開始以向無先例加以拒絕，經他力爭，終於破例讓他重判了試卷，讓那幾個學生留了下來。此後閱卷，給分也就大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