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代儒宗，最後的大師（第2/5頁）

1930年，《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開拓了一條以史治經的新路子，胡適盛贊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大公報也稱之為“學術界上大快事”。1935年，經過多年努力，洋洋三十萬言的《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學術界更是轟動一時，被公認為中國史學界釋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劃時代的巨著”。連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國學大家陳寅恪都認為此書“心得極多，至可佩服”。據說當時圈內有一種說法，稱光是這部書的自序就足“可以讓昔日的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史學研究生細讀兩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的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贊嘆於他的精密”。

錢穆治學講究有大視野，從大處入手，由博而精。“先從大處著手，心胸識趣較可盤旋，庶使活潑不落狹小。”他從自己十年苦讀中領悟到，求速成找捷徑是做學問的大忌，治學者應該“厚積薄發”。認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酈家駒《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他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40年代在西南聯大時，錢穆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他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認為“讀書當仔細細辨精粗”，“讀書當求識書背後之作者”。而且要抱著謙虛的態度，對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禮敬之心，這樣才能有所得。

“一生為故國招魂”

“一生為故國招魂”，這是錢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時在他去世時所作的挽聯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用來評價錢一生治學的目的最為允當。

錢穆早年從事鄉村教育時，就立志要研究中國文化，以喚起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可以說，他走的是一條積極濟世的治學道路。他自稱十年苦讀，“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在《歷史與文化論叢》中，他談到當年治學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們國家民族自覺自強發出些正義的呼聲”。他的一生都貫穿了這條紅線。

“九·一八”事變後，國人抗日激情高漲，南京政府要求全國高校把中國通史作為必修課。北大教授們在愛國熱情鼓舞下，決定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喚醒國人民族意識。考慮到通史量大面廣，擬請十五個教授共同講授。錢穆認為，每人講一段，中間不易貫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樣，容易產生矛盾，不如一人從頭講到尾。大家覺得有道理，主張由他與陳寅恪合講，這樣相對輕松一些，他毛遂自薦，認為他一個人完全可以勝任，最後就由他一個人主講中國通史。這門課1933年開講，在北大講了四年，後因日本侵占華北，北大南遷，又在西南聯大講了四年，才陸續講完，前後一共講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響的一門課。

講授中國通史時，正值日寇大肆侵華，錢穆上課時時常結合歷史與現實串講，激勵學生的愛國之情，上課時每每座無虛席。當時剛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大家因時局失利情緒低落，在上歷史課時，錢穆經常聯系中國歷史，充滿信心地說，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是中國歷史的逆流，勝利一定會到來，給師生很大的鼓舞。

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事陳夢家建議他根據講義，撰寫一本《國史大綱》，振奮民族精神。書生報國惟有筆，錢穆當即接受建議，決定撰寫一部新的《國史大綱》，為全民抗戰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70公裏的宜良縣巖泉寺裏，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並於1940年出版。《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實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濃厚之愛情，必先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經之歷史有深厚之認識。”“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這正是他撰寫此書的真實動機與目的。該書出版後廣受歡迎，成為大學中最通用的一本歷史教科書，也是他書生報國的一個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