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

人為什麽打仗？

人為什麽打仗？石器時代的人打仗嗎？還是說早期的人不具侵略性？關於這些問題，人，包括女人，以筆墨為武器酣戰不休。這些人是社會學家和行為學家，不是軍事歷史學家，因為後者很少關心他們所記錄的活動的起源。軍事歷史學家若肯花時間思考一下人為什麽彼此殺戮，也許能成為更好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行為學家別無選擇，因為他們研究的對象就是人和社會。然而，大部分時間中，大部分人都是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的。合作必定是正常的行為，個中原因需要做些解釋，但道理並不深奧，因為明眼人一看便知，合作對大家有利。因此，如果不發生背離合作原則的事情，社會學家和行為學家就無事可做。他們提出的理論就只能是人所共知、可以預見的，那樣的理論沒有人會感興趣，也不值得闡述。他們需要解釋的是個人和人群行為的不可預見性，特別是暴力行為的不可預見性。暴力的個人是對群體內合作的主要威脅，暴力的群體則是造成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

對個人和群體行為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處，那也是辯論最終總是回歸的一點：人到底是本性暴力還是人的暴力潛能是由物質因素激發出來的？人具有暴力潛能這一點無可置疑，哪怕只是因為他有牙能咬，有腳能踢。持後一種意見的人大致歸為“物質論者”，他們認為自己的觀點完勝自然論者。自然論者一致反對物質論者，但內部又分歧嚴重。少數人堅持認為，人天生暴力；雖然那些人大都不肯承認，但實際上他們的論點與篤信人的墮落和原罪理論的基督教神學家的思想如出一轍。多數人不同意這種意見。他們認為，暴力的行為要麽是有問題的個人的舉動，要麽是對某種挑釁或刺激的反應；由此可以推論，如果能找出導致暴力的引信，加以平撫或予以去除，人類交往中就再也不會出現暴力。自然論內部這兩派之間的辯論十分激烈。1986年5月在塞維利亞大學的一次會議上，與會的多數人發表了一篇聲明，聲明采取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種族聲明的格式，斬釘截鐵地譴責了人天生暴力的理論。塞維利亞聲明共有5條，每一條都以“……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這樣的字句開頭，完全是不容辯駁的架勢。這5條譴責了所有認為人天性暴力的論點，並逐條予以否認和批駁。那些論點是：“我們從我們的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了作戰的傾向”；“戰爭或任何其他的暴力行為是人類遺傳的天性”；“在人類進化中，侵略性行為比其他行為更適應物競天擇的過程”；“人類的大腦是‘暴力的’”；最後是“戰爭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單一的動機引起的”。

塞維利亞聲明獲得了重量級的支持，比如，美國人類學學會就接受了它。但是，對一個外行人來說，如果他知道戰爭自古就有，知道像新幾內亞的高地人那樣仍生活在“石器時代”的人好戰尚武，也意識到自己的暴力沖動，卻缺乏遺傳學和神經學的知識，無法確定誰對誰錯的話，這份聲明並不能幫他解惑。不過，自然論內部兩派的辯論正如自然論者和物質論者的辯論一樣重要，甚至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當今的人類歷史階段是一個使人充滿希望的時代：裁軍得到了有效的執行，人道主義也被采納為世界事務的原則。外行人自然希望塞維利亞聲明的發起者是正確的，這也會使他自己感到安慰。過去兩個世紀間，人類在改善物質生活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物質論對人類有組織暴力的解釋因此得到大力支持。人們期望在基本上打敗了疾病、匱乏和愚昧，並且減輕了體力勞動的艱辛後，能繼續努力，最終也許能消滅戰爭。那樣的話，戰爭自石器時代以來的歷史就只有古文物學家感興趣了，如同對世界的探索或牛頓之前的科學一樣，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關系。但如果塞維利亞聲明的作者錯了，如果他們對自然論者關於人類暴力理論的譴責不過是他們樂觀的一廂情願，那麽物質論者的解釋也就錯了，而我們這個（20）世紀末關於告別戰爭的希望則完全是水中月鏡中花。那就需要對自然論者的悲觀派和樂觀派各自的觀點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戰爭與人性

對暴力和人性的科學研究主要集中於人大腦中一個叫作邊緣系統的部位，科學家——可能是先入為主地——認為那是人的“侵略性的所在”。這個部位在大腦中部下方，包含三個細胞群，稱為下丘腦、隔膜和杏仁核。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個細胞群受到破壞或電流刺激時，都會導致主體行為的改變。比如，如果雄性老鼠下丘腦的一部分遭到破壞，它們的侵略性行為就會減少，並完全喪生性能力，而若是對它們的下丘腦進行電流刺激，則會增強它們的侵略性——雖然“受到刺激的動物只攻擊（地位較低的）同類，這說明選擇攻擊對象的決定是由大腦的另一個部分控制的”。這裏提到地位較低的動物十分重要，因為人們很早就觀察到，群居動物內部有“啄序”，這個名稱是從家禽的等級制衍生而來的。動物根據這個等級制排列尊卑。猴子的杏仁核若是受損，可能會減少對“新奇事物”的畏懼，因此增加對這類事物的侵略性行為，但會增加對其他猴子的畏懼，因此降低自己在猴群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