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2：防禦工事（第5/6頁）

西方古典文明就沒有這麽幸運了。羅馬人與中國人不同，野蠻人對他們的攻擊從來沒有停過，而在那些野蠻人中，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羅馬文明的人太少，不足以維持文明對他們的影響。從公元3世紀中期起，隨著蠻族日益頻繁地深入高盧搶劫掠奪，省級官員開始用圍墻把內地的城鎮保護起來；然而，即使到了5世紀，也還只有48%的城鎮建起了城墻。在意大利的波河河谷以南，只有羅馬有城墻。沿北海、英吉利海峽和大西洋的海岸修建了碉堡鏈，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邊墻也得到了加固。但這些前線防禦一旦被突破，整個西羅馬帝國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羅馬帝國完結後建立起來的蠻族王國起初不需要建築城防，恐怕它們也根本不知道怎麽建。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阿拉伯人、中亞大草原來的人——這些完全沒有受過羅馬文明影響的外來者在歷次入侵中長驅直入，沒有任何戰略防禦的阻攔，進入內地也不必攻堅，因為基本上沒有碉堡。難怪查理曼大帝把歐洲重建為一個泛歐洲國家的巨大努力都消磨在了對付這些野蠻人的攻擊上面。

最後，西歐又重新建起了防禦工事，但中國皇帝若是看到其建造的模式，一定會大驚失色。1100—1300年間，貿易出現了復興，這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可能應該歸因於同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歐洲人口的增長，從約4000萬增加到約6000萬。人口增長造成了城鎮生活的復蘇，而城鎮則通過貨幣經濟的增長獲得了用來保護自己免遭外來危險的資金。比如，比薩在1155年花兩個月繞城挖了一條渠，第二年又建起了帶有望塔的城墻。然而，新修了城墻的城鎮不是利用自己的堅固防禦來拱衛皇家的權威，而是借此向皇家要求各種權利和自由；比薩建造城墻是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Frederick Barbarosa）的反抗。與此同時，一個會使中國皇帝更為坐立不安的現象是，西歐各地稱霸一方的強人開始大肆興建防禦工事。開始只是簡單的塹壕，自10世紀起，出現了氣勢更大的護堤，最後是真正的石頭碉堡。有些碉堡的主人是國王或他的親信大臣，但慢慢地，大多數碉堡都成為抗拒君命的逆臣或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修建的非法（“有違君臣等級”）建築。那些人聲稱，他們修建碉堡是因為邪惡的北歐海盜，或阿瓦爾人，或馬紮爾人來勢洶洶，所以他們需要安全的地方來駐紮戰馬和戰士。事實上，在既沒有戰略防禦，也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權威的歐洲，他們因勢成事，稱霸一方。

北歐海盜入侵前，法國的普瓦圖地區只有3座城堡，到11世紀，城堡數目增加到39座；10世紀前，曼恩地區一座城堡也沒有，到1100年就冒出了62座；別的地方也是同樣的情形。如此大規模的建造最終抵銷了碉堡給它的主人在地方權力鬥爭中帶來的優勢。每一個強人都擁兵自重，結果反而誰也當不成霸主，更遑論與中央政府合力抗擊外侮，只落得地方戰爭烽煙處處。按照規矩，建造防禦工事需要國王發放的執照；至於沒有執照的工事，國王的大臣只要有機會就予以拆除。然而，建造城堡可以很快——100個人10天內就能壘起一道小護堤，但一旦建立起來，如果主人拒不聽令，攻陷並拆除城堡就困難得多。面對堅固的城堡，所有攻城的手段都顯得渺小無力，這個真理自從耶利哥建成直到火藥發明之前，一直顛撲不破。

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描繪圍城戰的圖畫和雕像，還有攻城器械及手段，包括攻城槌、雲梯、攻城塔車和地道，使歷史學家驚嘆不已。關於希臘圍城戰的文字敘述表明，早在公元前398—前397年，就出現了最早的投擲器——弩炮。對攻城槌最早的描繪是在埃及出土的，刻在公元前1900年的一座雕像上。那個攻城槌看上去非常單薄，但上面似乎有頂棚保護；對雲梯的描繪還要早500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出土了一座約公元前883—前859年間的宮殿，墻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個安裝在帶輪架子上的攻城槌，比埃及雕像中的那個威武多了，另外還有一個工兵挖墻的場景。在美索不達米亞還出土了另一個公元前745—前727年間的浮雕，上面雕有一架攻城塔車；到那個時候，人已經學會了建造坡道、填滿護城壕、借塔車攀上城墻墻頭；為向城堞上守軍放箭的弓箭手提供保護的大型盾牌顯然也已成為圍城器械之一。歷史記載中還提到火燒城門，甚至燒毀碉堡的內部設施；另外，在可以做到的情況下切斷水源，當然還有斷糧，這些也都是標準的圍城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