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2：防禦工事（第4/6頁）

可以肯定，幾乎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起了中央權威，就必然會建造戰略防禦。其中有簡單的，如把盎格魯－撒克遜人居住的英格蘭和凱爾特人居住的威爾士分隔開來的奧法堤，不過在它那個時代，它一定是一項浩大的舉措，為挖土而耗費的人工日不下好幾萬個；也有像中國的長城那樣時至今日仍然神秘未解的復雜工程。較難確定的是這些防禦的具體職能，因為它們的職能各不相同，無法籠而統之。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接壤處的軍事防線（krajina）肯定是為了阻隔土耳其人的，但建造這樣的防線意味著土耳其的力量強於奧地利，雖然哈布斯堡帝國的歷史更加久遠。相比之下，18世紀60年代為保護不列顛南部和東部海岸的港口而花費巨資修建的一連串碉堡（到1867年，有76座碉堡完成或在建）是對法國威脅這一幽靈的反應，可能它證明了英國人本能地對鐵甲艦艇不放心，不相信它們能提供有效防衛，而他們對木頭墻這方面的能力倒一直深信不疑。路易十四沿法國東部邊界建起的碉堡鏈是侵略用的工具，借以一步步地把法國的力量延伸到哈布斯堡的土地上；俄國的沙皇從16世紀開始逐漸向東部大草原縱深修建的一連串由臨時性碉堡組成的碉堡線（cherta）更是如此。沙皇此舉是為了把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擠到烏拉爾山以南，為俄國人開辟一條去西伯利亞定居的通道。然而，要延長碉堡線，必須有哥薩克人的幫助；哥薩克人盡管不太熱心，但還是提供了幫助，可他們沒有意識到，碉堡線的一個職能就是把他們的自由居住區納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與弗雷德裏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並列為最偉大的邊疆歷史學家的歐文·拉鐵摩爾認為，這種半防禦、半壓迫的作用正是中國長城的寫照。特納在他1893年向美國歷史學會提交的著名論文中指出，美國不斷移動擴展的邊疆使任何願意西進的人都能得到免費的土地，在形成美國人充滿樂觀、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決定了美國這個偉大的民主國家能夠繼續保持它的特性。與其形成對比的是，拉鐵摩爾說中國的長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邊境。它確實移動過，先是把諸侯為保護自己的地盤而建起的各段城墻連接起來，最後，在公元前3世紀的秦朝，長城沿著灌溉的農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組成的牧區之間的界線確定了下來。然而，拉鐵摩爾認為，秦朝和以後的歷朝歷代都掌握不好長城的合適位置；有時它向北推進，把黃河河套地區的鄂爾多斯高原收入懷抱，有時又放棄那塊地方；長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帶的長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終，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長城全長達到了4000英裏。拉鐵摩爾說，所有這些起伏變化與其說見證了王朝力量的興衰，不如說是對一個虛幻目標的追求。中國的歷代皇帝確實想在適於耕種的土地和只適宜遊牧民族放牧的草場之間建立“合理的”邊界。然而，這樣的界線並不存在，因為這兩種土地之間不僅存在著一個混合生態區，而且這個地區隨著廣袤的歐亞大陸縱深的氣候變化造成的幹旱或濕潤的條件而不斷移動。朝廷把漢族農民遷往邊境地區墾荒，企圖改造生態環境，結果卻是好心辦壞事（Schlimmbesserung）。遷去的移民，特別是落戶在黃河河套地區的農民，在氣候轉旱時也被迫轉而從事遊牧，結果更壯大了一波又一波攻擊長城的馬背上的人群；騎馬民族的進攻也使得邊疆地區官員為使祖祖輩輩居住在中間區的半遊牧民族實現漢化所費的心力付諸東流。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一直保留著自古以來把農田和農戶隔在外面的城墻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王朝強大的盛世，城是朝廷行政的中心；在外族入侵的亂世，城仍然牢牢保存著帝國的傳統，而征服者也總是被中華帝國的傳統所馴服，最終實現漢化。城墻和長城一起，被正確地視為文明的象征，僅在明朝期間（1368—1644年）就完成了對500座城池的城墻的大修。然而，無論是城墻還是長城，都不過是帝國制度的道具，而中華帝國的根本力量在於中國人關於恰當社會秩序的哲學信念。這樣的信念之所以維持不墜，不是因為它們被自上而下推廣到了全社會——它們基本上只是士紳和官宦階級專有的文化財產，而是因為入主中原的異族人人數較少，並且由於他們所屬的草原社會經常在邊境地區與中華文明有所接觸，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有了微妙的漢化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城本身就是推廣文明的工具；它是一片隔膜，強大的思想透過它流向外面，教化著不斷想沖進來的野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