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墨子及前期墨家（第3/9頁）

墨者巨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巨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巨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巨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上德篇》，《呂氏春秋》卷十九頁八至九）

據此則墨者之行為，與所謂俠者相同，《史記·遊俠列傳》所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也。《呂氏春秋》又雲：

墨者巨子，有腹，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去私篇》，《呂氏春秋》卷一頁十二）

據此可知墨者之團體內，紀律極嚴。巨子對於犯墨者之法者，且有生殺之權矣。

四 【墨子哲學為功利主義】

尚儉節用，及兼愛非攻，雖為其時人原有之主張，但墨子則不但實行之，且予之以理論的根據，使成為一貫的系統。此墨子對於哲學之貢獻也。

墨子書中反對儒家之處甚多，蓋墨家哲學與儒家哲學之根本觀念不同。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墨家則專注重“利”，專注重“功”。試就孔子個人及墨子個人之行為考之，“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二人皆棲棲皇皇以救世之弊。然二人對於其自己行為之解釋，則絕不相同。子路為孔子解釋雲：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論語》卷九頁十六）

此謂孔子之所以欲幹預政治，乃以“應該”如此。至於如此之必無結果，“道之不行”，則“已知之矣”。但墨子對於其自己之行為之意見則不然。《墨子·貴義篇》雲：

子墨子自魯即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卷十二頁一）

《公孟篇》雲：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今子遍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且有二生於此，善筮。一行為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義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墨子》卷十二頁八至九）

此謂為義者雖少，然有一二人為之，其“功”猶勝於無人為之。“遍從人而說仁義”，雖不能使盡聽，然其結果終勝於“不行說人”。其結果終是天下之利也。孔子乃無所為而為，墨子則有所為而為。

“功”“利”乃墨家哲學之根本意思。《墨子·非命上》雲：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墨子》卷九頁一至二）

此三表中，最重要者乃其第三。“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價值之標準。凡事物必有所用，言論必可以行，然後為有價值。《公孟篇》雲：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墨子》卷十二頁十四至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