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惠施、公孫龍及其他辯者

一 【辯者學說之大體傾向】

漢人所謂名家,戰國時稱為“刑名之家”,(《戰國策·趙策》,“刑名”即“形名,”說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或稱為“辯者”。《莊子·天地篇》謂:“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莊子》卷五,《四部叢刊》本,頁九)《天下篇》謂:“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莊子》卷十頁四十至四十二)於此可見“辯者”乃當時之“顯學”,而“辯者”亦當時此派“顯學”之通名也。

辯者之書,除《公孫龍子》存一部分外,其余均佚。今所知惠施及其他辯者之學說,僅《莊子·天下篇》所舉數十事。然《天下篇》所舉,僅其辯論所得之斷案,至所以達此斷案之前提,則《天下篇》未言及之。自邏輯言,一同一之斷案,可由許多不同之前提推來。吾人若知一論辯之前提,則可推知其斷案。若僅知其斷案,則無由定其系由何前提推論而得,其可能的前提甚多故也。故嚴格言之,《天下篇》所舉惠施等學說數十事,對之不能作歷史的研究,蓋吾人可隨意為此等斷案,加上不同的前提而皆可通,注釋者可隨意予以解釋,不易斷定何者真合惠施等之說也。但中國哲學史中之只有純理論的興趣之學說極少,若此再不講,則中國哲學史更覺畸形。若欲講此數十事,而又不欲完全瞎猜,則必須先明辯者學說之大體傾向。欲明辯者學說之大體傾向,須先看較古書中對於辯者學說之傳說及批評。

《莊子·天地篇》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莊子》卷五頁九)

又《秋水篇》曰: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莊子》卷六頁二十四)

《天下篇》曰: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莊子》卷十頁四十二至四十三)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王念孫曰:“惠當為急之誤。”)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卷三,《四部叢刊》本,頁十四)

又《解蔽篇》曰: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荀子》卷十五頁五)

司馬談曰: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太史公自序》,《史記》卷百三十,同文影殿刊本,頁五)

《漢書·藝文志》曰: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為之,則苟鉤析亂而已。(《前漢書》卷三十,同文影殿刊本,頁二十五)

此當時及以後較早學者對於辯者學說之傳說及批評也。此等批評雖未盡當,傳說雖未必盡可信,然於其中可見辯者學說之大體傾向。換言之,即此等傳說批評,可指示吾人以推測辯者學說之方向。本此指示以解釋現所有關於辯者學說之材料,或可不致大失真也。

《莊子》書中除《天下篇》外,“寓言十九”,上所引《天地》及《秋水篇》二事,固不能斷其為真。不過《莊子》書中所述歷史上的人物之言行,雖不必真,然與其人之真言行,必為一類。如《莊子》書中述孔子之言,必為講禮義經典者;其所述雖非必真為孔子所說,要之孔子之主張,自亦在此也。故認《莊子》書中所述歷史上的人物之言行為真固不可;認其可以表示其人言行之大體傾向,則無不可也。

即以上所引觀之,可見辯者之學說必全在所謂名理上立根據,所謂“專決於名”也。故漢人稱之為名家。吾人解釋現所有辯者之言,亦宜首注意於此方面。

二 【惠施與莊子】

荀子以惠施、鄧析並舉;然據《呂氏春秋》所說,鄧析只以教人訟為事,蓋古代一有名之訟師也。大約其人以詭辯得名,故後來言及辯者多及之。其實辯者雖尚辯而不必即尚詭也。

惠施姓惠名施,相傳為宋人。(《淫辭篇》高注,《呂氏春秋》,《四部叢刊》本,卷十八頁十三)與莊子為友。莊子及見惠施之死,(見《莊子·徐無鬼》)則惠施似較莊子為年長。《呂氏春秋》謂惠施“去尊”。《愛類篇》,《呂氏春秋》卷二十一頁九)《韓非子》謂惠施“欲以齊、荊偃兵”。(《內儲說上》,《韓非子》,《四部叢刊》本,卷九頁四)《莊子·天下篇》謂惠施謂:“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卷十頁三十九)是惠施亦主張兼愛非攻,與墨家同。故胡適之先生歸之於“別墨”。然《莊子·天下篇》不以惠施為墨家。蓋墨家為一有組織的團體,須加入其團體,“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天下篇》,《莊子》卷十頁二十九)者,方可為墨;非隨便以兼愛非攻為說,即為墨也。且惠施“去尊”之說,其詳雖不可考,要之“去尊”亦與墨家尚同之說相違也。大約戰國之時,戰事既多而烈,非兵之說甚盛。故孟子反對戰爭,公孫龍亦主張偃兵,此自是當時之一種普通潮流。惠施、公孫龍固不以此名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