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韓非及其他法家

一 【法家之學與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之趨勢】

儒墨及《老》莊皆有其政治思想。此數家之政治思想，雖不相同，然皆從人民之觀點，以論政治。其專從君主或國家之觀點，以論政治者，當時稱為法術之士，（見《韓非子·孤憤篇》）漢人謂之為法家。法家之學說，以在齊及三晉為盛。蓋齊桓、晉文，皆為一代之霸主；齊、晉二國政治之革新進步，亦必有相當之成績。故能就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理論化之而自成一派之政治思想者，以齊及三晉人為多也。

春秋、戰國時，貴族政治崩壞之結果，一方面為平民之解放，一方面為君主之集權。當時現實政治之一種趨勢，為由貴族政治趨於君主專制政治，由人治禮治趨於法治。蓋在原來封建政治之制度下，所謂一國之幅員，本已甚狹；而一國之內，又復分為若幹“家”。一國內之貴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即所謂禮者，以治其國及家之事。至於農奴，則惟服從其主人之命令，供其驅策而已。當時之貴族，極講究威儀。《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

《詩》雲：“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左傳》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十六至十七）

又成公十三年，劉定公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以養神，篤在守業。（《左傳》卷十三頁四）

蓋當時所謂國家社會，範圍既小，組織又簡單。故人與人之關系，無論其為君臣主奴，皆是直接的。故貴族對於貴族，有禮即可維持其應有之關系。貴族對於農奴，只須“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可為“草上之風”矣。及乎貴族政治漸破壞，一方面一國之君權漸重，故各國舊君，或一二貴族，漸集政權於一國之中央。一方面人民漸獨立自由，國家社會之範圍既廣，組織又日趨復雜，人與人之關系，亦日趨疏遠。則以前“以人治人”之方法，行之自有困難。故當時諸國，逐漸頒布法律。如鄭子產作刑書，（《左傳·襄公三十年》）晉作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皆此等趨勢之表現也。鄭作刑書，叔向反對之。（見第三章第五節引）子產曰：“吾為救世也。”蓋子產切見當時之需要矣。晉作刑鼎，孔子批評之，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卷二十六頁十）

叔向、孔子之言，代表當時比較守舊的人之意見。然此等守舊之意見，不能變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蓋此趨勢乃社會經濟組織改變所生之結果，本非一部分人之意見所能遏止也。

孔子對於政治之意見，在當時雖為守舊的。然在別方面，孔子則為當時之新人物。自孔子開遊說講學之風，於是不治生產而只以遊說講學為事之人日益多。齊之稷下，即“數百千人”，此外如孟嘗、信陵等公子卿相，皆各養“士”數千人。此中所謂“混子”者，當然甚多。蓋貴族階級倒，而士階級興，此儒墨提倡尚賢之結果也。由君主或國家觀點觀之，此等好發議論，不負責任之智識階級，固已可厭。而一般人民之對於此等不生產而只消費之新貴族階級，亦必爭欲加入。其不能加入者，亦必有嫉惡之心。《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上篇頁三）荀子對於各家之辯，亦欲“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正名篇》，《荀子》卷十六，《四部叢刊》本，頁九）此等言論，雖各自有其前提，然亦皆系針對時弊而言也。

《商君書·開塞篇》曰：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子》卷二，《四部叢刊》本，頁九。其脫誤處，依王時潤《商君書斠注》校改。）